李静(化名)是华中地区最大国有担保公司的中层，在今年公司业务的规划上，企业贷款担保已经被列入了“退出”的范畴。
“可能会象征性的做一点，但是量肯定不大。”李静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业务的作用仅仅在于客户关系的维护，属于非核心业务和非利润业务。
李静的担忧并非孤例。实际上，不仅民营担保公司受到冲击之外，国有担保公司也将业务进行了调整。目前大部分的企业贷款担保业务逐渐收缩，银担合作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担保公司的倒闭和跑路声迭起。温州、四川、新疆、河南等地近半数担保公司关门，甚至部分区域出现了全军覆没的惨状。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由于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的提升，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上失衡，固定的担保费用难以覆盖代偿损失，导致业务模式难以为继。
“鸡肋”业务
在整体经济下行期，企业贷款担保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李静对记者表示，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的担保费用大概在总额的3%。按照这个费用来核算，不计入担保公司的成本，33家贷款同规模的企业中只能存在一家企业形成不良。但是，目前的贷款风险远远高于这个水平，也就是说担保公司是承担不起这个风险的。
李静向记者透露，2016年一家地产公司7000万元的贷款逾期，该担保公司进行了代偿，然后对抵押土地进行了处置，但还是损失颇大。“毫不夸张地说，一笔贷款出问题，很可能担保公司一年都白干!”
“对于有实力的担保公司来说，是不屑于做这类业务的，而小的担保公司则可能依赖这项业务赚取微薄的担保费。”李静表示，这些业务没有转型的担保公司可能会陷于怪圈，越多的业务面临越多的不良，又要通过更多的业务来覆盖风险了。
记者调查了解，在河北融投、汇通担保等等一些担保公司倒闭之后，这种趋势正在向全国蔓延。温州、四川、新疆、河南等多地近半担保公司倒闭，甚至部分地区出现全军覆没的惨状。即使是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担保行业的境况亦并不乐观。
“北京担保行业对企业贷款担保的业务，担保公司实际上做的量不大，很多企业可能一笔都没有做过。”一家中外合资担保公司的高层称，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一年多了。很多企业没有业务，也不敢做业务。
该担保公司高层认为，担保费用过低是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而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更是让行业雪上加霜。融资性业务风险过高，无法承接银行转嫁的贷款风险。“部分担保公司可能会存在侥幸心理赌一把，往往这就成了倒闭和跑路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对于企业贷款风险把控愈来愈严格，而如今互联网金融等融资渠道渐多，也让担保公司的日子更艰难了。
银担合作尴尬
一家国有大行信贷部人士向记者介绍，很多担保公司承担不起代偿的责任，让银行颇为头疼。在一系列的风险事件之后，2015年部分银行全面清理了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这可能也是民营担保公司退出银担合作的一个导火索。
“在整体经济下行期，国有担保公司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民营担保公司了。商业银行为了降低风险，肯定选择担保公司的标准要提高，保证代偿能力。”该人士也表示，国有担保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实力更广，在企业贷款担保上可能没有那么重视。
他认为，银担合作的双向性都面临挑战。银行比较忧虑的是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而担保公司则在意的是风险和收益的匹配。“目前会有担保公司愿意做这项业务，但是越来越少了，甚至有担保公司宁可暂时关门。”
记者注意到，在近期曝出风险的“11豫中小债”违约事件中，5家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明显不足，而涉及的新乡市发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安阳市信用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4家担保公司也未能代偿。
“相比金融业务的担保，企业贷款担保的风险更大一些。这类大的担保公司尚不能够完全的履行代偿，中小担保公司和民营担保公司更靠不住。”上述国有大行信贷部人士称。
事实上，面对担保行业的尴尬处境和小微企业的贷款需要，不少省市地方政府已经在重建担保体系，并愿意用财政资金协助机构分担风险。
2016年年底，广西提出构建“4321”新型政银担保合作关系，即对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成员开展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广西再担保有限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担保业务发生地设区市或县级财政按照4∶3∶2∶1的比例分担代偿责任。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在14个设区市全覆盖，体系资本金规模达到30亿元左右。
作为首批“中央与地方财政担保风险分担补偿”政策试点省市，北京与中央共同出资5亿元设立了北京市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代偿补偿资金。如今首批与再担保公司签约的有10家担保机构和8家银行。代偿补偿资金政策实施以来，截止到2016年末，纳入资金支持范围的小微业务2545笔，担保贷款规模达到27亿元，签约银行增加至10家，签约担保机构也增加到13家。
“在政策的协助下，担保行业会有一轮新的洗牌。可能民营担保公司很难从中分一杯羹，更多的企业会倾向于用自有资金放贷了，毕竟这块业务的利润会高出很多。”李静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