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银监局“对辖内7家银行信用卡业务违规行为共处240万元罚款”的行政事项公示成为了行业关注热点。而在这短短的处罚公示背后，还有着鲜为人知的调研数据和值得反思的行业机制。
信用卡多头授信是个顽疾，持卡人的超额授信有多少？监管对银行有着发卡额度“刚性扣减”的约束，银行为何屡屡“疏忽”？各家银行之间、银行的总分行之间，又有着各自怎样的考量？
多卡授信超月收入100倍
银行的信用卡授信风险几何？据悉，上海银监局近期抽查某银行部分年轻持卡人群授信情况时进行了统计，约16%的持卡人在该银行授信时，已持有超过8家(含)银行的信用卡，授信额度超过月收入的30倍，个别甚至达100多倍。
不言自明，多头超额的授信意味着隐患。“暴露出商业银行信用卡综合授信管理机制以及经营和管理等存在诸多问题。”上海银监局在近日一份下发给各辖内银行及卡中心的风险管控通知中称。
一方面，一些持卡人的迭次授信总额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还款能力，如果持卡人过度举债消费，银行指望着持卡人靠什么来还款？
另一方面，授信不但“超额”还“超需”。上海银监局在检查中发现，超需授信现象突出，而过高的超需授信则会成为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恶意套现的温床，挪出钱来用于经营周转、炒房炒股，甚至民间高利贷。这些标的投向，已经远远超出了银行信用卡部门的风控范畴与定价考量。
事实上，监管对此并非没有约束，“刚性扣减”就是其中之一。比如银行核定某客户信用卡授信额度为5万元，若该客户已在其他银行获得4万元额度信用卡，则该行新办卡额度应为最高1万元；若该客户已在其他银行拥有信用卡额度达到或超过5万，则按照“刚性扣减”原则，该行理论上不应再给客户发信用卡。
然而在操作中，在信用卡业务“大推销”的这几年，除非客户个人或所在群体发生了信用风险，否则银行发卡给额度往往“一山更比一山高”，无意甚至故意忽视了“刚性扣减”。
从地域来看，信用卡业务有风险，上海并非特例。从银行卡清算组织相关业务人士处获悉，南方一些大城市更是信用卡套现等现象的高发地。上海银监局的风险提前防控和对“刚性扣减”强于外省市的要求，被上述清算组织人士称为“给力”。在他看来，这一来是地方银监对今年银监会央行整治支付市场乱象的一种默契配合，二来也是对本地近来多起因信用卡欠款引发严重社会事件的快速监管反应。
总分行之间的纠结
为什么银行“忽视”了“刚性扣减”？当和卡业务相关部门人士聊起这个话题，听到的各方观点，带着纠结，带着博弈。
“有的分行卡业务做得有点过，管一管也好，我们正好借(银监)话语权去说说。”某卡中心位于上海的银行人士表示。在他的考量里，银行的总行(卡中心)和分支行之间其实有着某种博弈。
一条逻辑是“利润与费用之争”。卡中心追求的是利润，是靠信用卡的刷卡手续费、分期付款手续费赚钱；但赚钱的基础是发卡，而这就要依赖各地分支行，利润的获取要用给分行绩效考核和“费用”的方式作为指挥棒。这当中就有了“断层”，用上述卡中心人士的话说，就有了“分支行的套利空间”：分行追求的是其“费用”的最大化，而不是总行利润的最大化。
“绩效考核机制不合理，对持卡人资信调查审核不到位。”这是上海银监局在检查中发现的信用卡业务问题之一。
“断层”是这样的发生的：分支行有发卡冲动(受理和初审)，因为发卡量是其重要的绩效指标，而授信带来的资金占用成本和风险等，则更多是卡中心方面的考量。对卡中心来说，发卡量固然是基础，但发卡本身从财务计算是亏钱的，必须卡片有了消费，发卡行才能获得交易手续费中的七成分成，而比这更赚钱的是持卡人进行分期付款所带来的手续费。
问题是，分支行过于追求发卡量，会降低对授信审查和额度管控严格程度，这给卡中心带来了困扰。以持卡人恶意套现为例：第一，会占用银行资金，即提高了卡中心的资金成本；第二，会增加违约发生概率，即提高了卡中心的风险成本；第三，在多档次刷卡费率中，大额套现一般使用最低的0.38%费率，甚至是那些诸如单笔手续费26元封顶的POS机，这就造成卡中心利润大打折扣，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抵资金成本。
另一条逻辑是“话语权之争”。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银行在根源上没有把控得力，一定程度助长了风险事件，支付市场乱象丛生，收单MCC(商户类别码)套码横行，这些都反过来损害了银行本应得的利润，除了少数已经事业部制成熟的银行卡中心外，其余银行卡中心都只赚微利，自发改委调降银行卡费率后就更是赚钱困难。
这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一些银行为了撑住利润开始“跑量”，多发卡多授信以求带动利润；第二，总行卡中心的话语权变得更弱(本来个金部门就已经缺乏话语权了，卡部门还得再落后于电子银行部等)，往往无法调度一些强势的分行。
各银行之间的纠结
明明知道核出的额度过高为什么还要给？明明发现某些卡片有套现嫌疑为什么不立刻调低或终止额度？一名信用卡部门人士给出回答是：“因为银行不止一家。”
言下之意是，你不赚，他赚。
从发卡额度的“刚性扣减”来说，可想而知的是，如果持卡人在A银行已有一张高额度的信用卡，B银行若根据“刚性扣减”原则再发一张低额度信用卡，就不一定能够吸引客户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年轻人是提前消费能力最强的人群，也是据多家银行统计使用“分期付款”概率最高的人群，但现实情况是，这批客户已经被“瓜分”干净，大城市中年轻人不少人手几张信用卡，亦即额度已经触顶。但总有后来者银行还想以某些特别服务吸引他们。
“并非每个地方都对‘刚性扣减’有严格管控的，即便有，对付‘刚性扣减’是有办法的。”上述信用卡部门人士说，银行可以给存量客户升额，或是在办卡时修改一下风控模型提高客户的授信总额，比如客户额度20万且已经有4张5万额度信用卡，则将其总授信额度调成25万。
在上海银监局的处罚中，某大行就因“未对申请人工作情况、财务状况等进行审查，仅依据公司审批的贷款额度确定客户的信用卡额度”和“在未查询客户个人信用报告、未充分考虑客户个人偿还能力与各行累计授信额度存在较大差距，以及客户他行信用卡累计授信额度较高的情况下，以电话邀请的方式，为客户多次上调信用卡额度”受罚。
银行的“小聪明”终究逃不过上海银监局法眼。“‘刚性扣减’政策应覆盖至全部新发卡客户和已有固定额度调升客户，不得以提高总授信额度或设置限制性条件等形式来规避。”银监局在风险管控通知文件中明文指出。
从对恶意套现风险的管理来说，“全‘杀’掉就更没有了，交易量就流入别的银行了，所以我们会算一个风险、资金成本和利润的平衡值。”上述信用卡部门人士说。
或许正是因此，另有大行因“对于认定为中度套现客户，仅采取了禁止调额、禁止分期等管控措施，未采取降额、止付等措施”而受银监局处罚。
从上述信用卡部门人士所在银行的做法来看，第一，“该杀一定杀”，比如套现并产生连续的逾期，就会进行止付；其次，如果没有发生逾期，客户虽然有套现嫌疑，但绕一圈还能把资金还上的，则该行会依据全行类似情况，在综合了各项成本后给出一个体现平衡值的“批发额度”，比如2万。亦即客户单笔最高只能刷2万，否则要提前给卡中心致电申请额度。“即便是客户去批发类商户上套了大额，我们至少还能赚个0.38%手续费里的七成，也算聊胜于无。”
在这种想法之下，目前行业对于市场违规的情况都没有用“壮士断腕”的方式来办，因此一起在薄利求生环境中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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