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如同水火。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投资“刺激”，出台4万亿救市政策。那时银行手上有大批的钱要放出去，各级银行都有放贷任务。2009年，温州地区的商业银行贷款营销成了风景线。过去都是企业找银行贷款，那时是银行找上门、求着企业贷款。
日本温州总商会会长、浙江特灵轻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江说：“那时候如果企业不贷款，银行取消该企业以后贷款的资格，并说这个企业不会发展，给它几千万元、几个亿，它不会用，逼着企业贷款。企业没有担保能力，银行会千方百计地给它撮合互保，甚至帮企业撮合借高利贷。一个亿产值的企业经过互保能够贷款四五个亿，企业家就膨胀了，所以就去投资其他行业或者做高利贷。”
“当时不需要贷款的企业或者根本没有贷款资格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贷款。银行为了扩大放贷规模，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贷款方式开始盛行。”黄发静说。据黄发静介绍，当时为了拿到更多贷款，温州几乎所有企业都陷在担保关系中。
黄发静表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银行总是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让企业贷款。而一旦出现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又拼命地抽贷、限贷、压贷。然而，企业投资往往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而银行收贷又不能容忍企业分期还，总是逼着你一次性还清。在这种时候，如果企业实力稍微差点，就会面临关门倒闭的危险。
“出现现在的问题，银行有责任，但不能完全怨银行。”黄发静坦言，“企业老板不是小孩子，应该知道自己借钱干什么，有没有能力承担风险，而不能一味指责银行。”
“当时由于外部的形势以及内部的原因，有一部分人确实尝到了投入房地产的甜头，这部分人开始‘飘’起来了——‘我赚到一千万元，我就敢拿一亿元的项目；如果有一个亿，我就敢拿十个亿的项目’，因为贷款容易。”黄发静说。
在实体经济不好做，劳动力成本提升、人民币汇率提高的背景下，许多温州老板就把实体经济作为融资的工具，把贷来的资金投入到资本高度集中的行业进行资本运作，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煤矿、房地产、股市、期货等。
“然而，2010年下半年政策发生了一点变化，但实际上是180度的大转变，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实行了一些宏观调控，‘国八条’‘国五条’等限购措施，以前投入到房地产、煤矿的钱由于房地产、煤炭行业走下坡路，基本上都拿不回来了，从而导致了这些企业资金链的断裂。”黄发静说。
黄发静认为，2011年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民间借贷危机。2011年以来，温州的整个信用体系已处于崩塌状态。企业不相信银行，银行也不相信企业，企业之间也没有信任。
黄发静称：“现在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就很像当前的医患关系，很紧张。本来二者应该是双赢的，金融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企业也需要金融的支持和调剂，但现实是双方互不相信。企业融资越来越难、越来越贵，且银行一旦发现企业有一点问题就会抽贷，导致出现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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