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开的数据均显示中资银行的不良率并没有出现异常，但多种迹象表明，决策层已对此高度警觉。 

　“不良率只有1.58%。”坐在对面的浙江银监局高管面对记者的疑问，欲言又止。良久，又轻声细语道：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这个。

      同一天，一家商业银行杭州分行的风控部负责人感概：“一线业务如此吃紧，却被财报数据轻描淡写了。” 

　　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三季度中资银行的不良率为0.95%，然而，无论银行内部、金融专家、评级机构，还是地方企业主乃至地方监管机构，对实际不良率的测算莫衷一是。

　　2012年，全球经济并未如愿转暖，中国部分行业和区域、部分客户群体的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房地产、光伏、钢铁和出口相关的行业尤甚。一些市场机构测算的总潜在不良率普遍与银行公布数据差距较大，中小微企业的区域性停产风波更无法支撑金融系统高层的乐观表态。

　　问题在于，银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在实施时往往发生偏离，银行通过技术手段，将损失程度较高的贷款划入损失程度较低的贷款类别，达到虚增利润的目的。

　　此外，银行对不良率考核层层下压，分行支行必须自己“消化”不良率，不惜采用平移、覆盖、展期等方式，造成诸多贷款乱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指出，金融领域存在潜在的区域性风险，要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采取有效举措加以解决。

　　有别于2002年香港银行业不良率3.2%、1997年新加坡3.6%、2000年台湾的5.8%和2009年美国金融系统几近崩盘，中国目前的不良率风险尚处于由浅入深、由点及面阶段，风险总体可控。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及时处置风险的时间窗口。

　　从历史上看，当前不良率还未达高位，且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稳，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有效化解，以及整体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不良率的风险有望在经济的科学发展中妥善化解。

　　迎战不良率

　　2012年12月底，三段手机录音辗转到了记者手里。

　　录音中，疑似浙江金华银行杭州分行一位客户经理与杭州福莱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岚之间展开了争论，前者就后者在金华银行贷款2000万元一事索要了96万元“好处费”，反复催促后者将还未打进自己账户的10万元赶紧办妥，态度急促。

　　多方求证得知，以上事件并非个案，在江浙、广东等中小微企业高度聚集地区，从一笔普通贷款中私下获利百万元的不是个例。

　　“经济下行时期，银行处于议价强势地位，不安分的客户经理总能大捞一笔。”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与此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自2011年以来的企业倒闭潮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

　　据浙江省高院统计，2012年已有诸如企业倒闭、跑路等847个涉及银行贷款的金融案件报送高院，标的总金额达120亿元。

　　另据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仅2012年上半年温州市工业企业减产、停产比例高达60.43%。

　　伴随一些企业破产、停产，当地银行的不良率也在急促上升。温州银行的不良率从2011年末的0.99%升至2012年6月的1.72%，浙江全省前11月的不良率数据上升到1.58%。同时，今年银行业系统不良率出现区域性、行业性等特点。

　　面对不良率的上升，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纷纷开始采取措施，严格防范不良风险。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风险总体可控，随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支持政策的出台，2013年全国整体总潜在不良率增长速度会稍有减缓。但治标更要治本，从宏观根源发展消费信贷、建立信贷文化才是长远之策。

　　“不良循环”

　　近日，记者走进浙江建德市乾潭镇工业园区，发现，不少厂区大门紧闭，厂房和办公楼均贴上封条。一问才知，乾潭镇相对大型的企业半年内倒闭了十多家。

　　“破产的、跑路的，比去年多。”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平日里企业家最热衷于成为地方人大代表等，但这两周安排填表申报企业家们的手机却一直关着。

　　据悉，企业家的“消失”与临近年底有关，每年这个时候是银行回收信贷的时段。

　　浙江当地一位企业家表示，2012年以来，“企业愁贷、银行惜贷”的状况仍未改观，高利贷有重新抬头之势。

　　事实上，银行系统并不缺资金，不少银行在年初还愁资金贷不出去。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11个月，累计新增人民币信贷已达到7.75万亿元，超过2011年全年7.47万亿元的水平。

　　上述企业家表示，主要是企业业绩下滑使得银行不愿意再贷款，企业得不到贷款生产经营又受到进一步影响。

　　一方愁贷、一方惜贷，使得市场上现金流匮乏，一些企业甚至连贷款审批过程中所需的“掉头资金”都难以筹足，一些企业因此陷入不良循环之中。

　　但此刻，一些客户经理，却在变本加厉地对企业“吃拿卡要”，落井下石。

　　一位城商行杭州分行内部人士透露，有的客户经理以额度限制、审批时限等诸多理由对企业拖贷、延贷，目的便是通过自己与特定高利贷组织的无间合作，迫使企业在“掉头期”内为资金周转付出高额利息，自己则事后以“五五分”甚至“三七分”非法牟利。

　　据上述人士了解，国有大行也有类似行为。近期，建德市一张姓民营企业家向当地一国有大行申请200万元贷款时，47天的超长审批让他前后共付出多达62万元的隐性成本。“这无异于制造高利贷、制造企业危机”。

　　采访中还有一些人表示，上述现象在东部沿海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中并不鲜见，近三年来有上升之势。

　　尽管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监管部门，对上述现象一直持坚决打击态度，但金融违规案件具有难举证、难追溯和隐蔽性等特点，目前还主要限于对分支行高管的排查，一线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

　　实现的难点还有，一线客户经理的频繁流动客观上增加了监管难度。

　　一位从事银行业13年的客户经理，曾先后任职于兴业、光大、稠州、交行、民生和金华等银行，最短的任职期限是在恒丰待了一个多月。

　　他告诉，“这只是普遍频率”，他常在不同的银行与曾经多个同事再次共事，“许多人都频繁跳槽，十年内共事三次很正常”。

　　另一位商业银行杭州分行风控部总经理也坦言，当地员工年流动比率低则30%，高则60%，“只要能跳槽，成熟的客户经理都会走”。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私下获利一旦暴露的“警觉”态度和对监管层纠察风险的“防范”心理，“不能老在一个坑里挖钱”。

　　“应该对从业人员实行类似黑名单管理。”一位业内人士认为，每一笔查处的背后都包含着巨大的工作量，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应成为监管部门最主要的关注点。

　　真实不良率

　　综合观察，实体企业经济下滑已经传导至一些区域的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浙江银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省2012年前11月的不良率数据为1.58%，比年初上升了0.66个百分点。不良余额为935.61亿元，比年初增加444.21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为2107.61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59.27亿元，关注类比例为3.57%。

　　2012年12月12日，杭州海关公布浙江省前11个月外贸数据。11月份，浙江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59.8亿美元，同比下降2.5%。以外向型经济见长的浙江，外贸下降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效益。

　　浙江当地一些银行业人士指出，当地不良率数据不乐观预计或比现在看到的还要高，“浙江需要警惕和防范新一轮区域金融风险的集聚。”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温州乃至浙江的部分银行不良率已超过8%。”周德文如此说。

　　在各家银行三季报中，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大多“双升”，其中浦发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期涨幅达70%，其温州分行不良贷款增量占全行70%且不良率为5.42%，其温州、宁波和杭州三家分行新增不良贷款达全行的94%，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为7.19%。

　　除此之外，三季报中各大银行公布的不良率几乎均低于1%，农行、工行、中行和中信4家银行三季度不良率环比下降。银监会数据也显示，全行业不良率仅0.95%与年初基本持平，低于2011年平均约1%的水平。

　　“也许一线业务的‘水深火热’，被财报数据轻描淡写了。”上述人士坦言。

　　某证券分析师郭怡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估值隐含不良率中位数已到了很高的线上”，并告诉记者“可从拨备数量中得出该数据”。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发布《2012：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称，“关注类贷款账面风险与实际风险偏差最大，信贷风险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且2012年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规模将同比增长10%左右”。

　　“眼下只有计算出银行业总潜在不良贷款，才能直指问题的关键。”高盛高华资深分析师程博指出。所谓“总潜在不良贷款”，即已公布不良贷款与诸多产能过剩且盈利能力降低的企业潜在不良贷款之和。

　　高盛高华研究总监、董事总经理马宁在《中国银行业信贷观察报告》中也详细阐释了基于对采矿、钢贸和地方平台贷等总潜在不良率的保守估算，银行业潜在不良率远高于银监会数据的0.95%，约达到5.4%。

　　中信证券分析师王一峰表示，尽管诸如光伏、风电等被列为“国家新兴战略产业”的贷款具有风险，但却从未被任何一家银行列入不良。

　　维持类似判断的投行、券商和评级机构不在少数。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也曾对外表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行期间，2%左右的不良率相对更为真实”。

　　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新增逾期贷款1257.87亿元、新增关注类贷款289.42亿元。下一步很可能沦为不良的趋势在加大。

　　在浙江，今年以来坊间一度流传着“一建三发”的说法，即建行、平安（原深发展）、浦发和广发四家银行不良率压力较大。

　　“浙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已到了一个高点上，若不包括国有大行则将更高。”前述城商行人士称，“我们行里上报的不到真实数据的1/3。”

　　地域性行业性特点

　　2012年中国银行业系统不良率出现两种特点，一是区域性特点，二是行业性特点。

　　地域性方面，除了浙江外，内蒙古、广东以及江苏一些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一位国有大行的高管就表示，眼下鄂尔多斯、佛山、东莞、中山和江苏部分地区（的不良趋势）已值得高度关注。

　　行业方面，钢贸、光伏行业的不良率上升明显，个别银行的光伏、钢贸行业不良率甚至超过15%。光伏行业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2012年以来破产企业增加。钢铁行业由于整体宏观经济下行，市场萎缩，企业效益下滑。

　　金融系统具有传导性、渗透性特点，无论是企业贸易与投资往来，还是产业链、行业片区相互交融，都让风险由点及面地蔓延。

　　中信证券分析师王一峰认为，行业上，风险正从船舶、光伏、钢铁等困难行业向其他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等扩散。地域上，其波及面也从东部向中西部、南方向北方地区蔓延，并从对外出口型企业向内销企业扩散。

　　“受到影响的行业和地区能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他告诉，把控不严就将交互感染，同一产业链上“一人得病全家遭殃”。

　　广发银行内部的《2012年风险管理指引》明确提出，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影响了产业链上游的水泥、钢铁等行业，加之铁矿石等原料价格弱势盘整，产业链成本支撑不牢固。钢铁行业需求低迷的同时，资金成本高、经销商囤货意愿低和产量下降等因素，又使得产业链下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低，整个产业链毛利率大幅下降，企业资金链普遍紧张。

　　马宁在《中国银行业信贷观察报告》中指出：根据公开数据分析得出，当前中国工业和采矿企业平均不良率为1.3%，钢铁等大宗商品交易行业平均不良率为1.6%。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当前公布的总体不良率从5%到30%不等，大量企业被认为在商业经营上已难以为继。

　　《中国银行业信贷观察报告》还指出，2012年上半年，消费品行业隐含不良率上升势头最猛，从2011年14.4%上升至33.2%。信息产业和原材料产业隐含不良率也各自上升至32.1%和22.6%，此外，行业新增不良率接近20%且隐含不良率超过30%。

　　“银行的资产质量不是在变差，而是在加速变差。”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认为。

　　不过，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2012年财经年会上表示。“浙江只是一个点，仅占据全国银行业信贷规模中很小的部分，不良率波及面不会太广。”

　　“干掉不良率”

　　为何市场担忧不良已经较高程度，而财报数据如此平静？“这和银行考核体系相关。”一些银行基层员工道出了个中缘由。

　　除去广发银行采取总行特殊资产部集中处理潜在风险外，“包干到户”的不良处置方式在业内最为普遍，即由分支行承包处理大部分风险，这使得客户经理往往不堪重负。

　　例如，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每月只要出现一笔疑似不良，则全月奖金可能扣完，甚至还扣工资。因而所有人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干掉不良率”。

　　上述风控部负责人介绍，在分支行处理不良贷款的方式中，“平移”是最惯常的做法。

　　所谓平移，即银行寻找优质企业B并对其授信，以搭桥方式让其与互不相干的A企业签订借款协议，掩盖A企业的潜在不良。“之所以企业融资难时，银行总在宣传支持小微企业也是出自于此。”他表示，行里天天开会讨论如何平移，年底、季末时尤为严重。

　　平移后，债务和风险被转移出银行系统，成为“纯粹”的非金融机构市场行为，不但监管层不易察觉，就连司法部门也难以介入。至于B企业，银行会以低利息、低存款配套等多种“优惠”来进行补偿。

　　杭州一位信誉良好、经营尚优的企业家告诉，近一年来他几乎每一两周就会接到不同银行的电话，询问其是否愿意以低利率、低存款配套进行贷款，“优惠多多”。

　　“这是治标不治本。”周德文评价道，如此做法风险并未被化解而是被后移了。但是，职位流动性让银行高管大多只愿意保证自己任期内“风险能被捂住”就足够了。

　　事实上，1000万元潜在不良至少需3000万元来平移，一旦不良超过3000万元则需更大倍数的平移资金。然而当下，经营再稳妥的B企业也极可能卷入层层担保圈而不可自拔，不良率风险可能数倍扩大。前述企业家最近就陷入担保圈内一笔500万元的连带担保，至今心有余悸。

　　因而，银行高层更希望采用多家优质企业分别与A企业签订协议来分摊风险，但客户经理常常为了方便省事而“一次性快速平移”。

　　另一种掩盖方式被称为“覆盖”不良率，类同于平移但A、B企业之间具备担保关系。

　　此外，客户经理间还流行着一种“预期没收”方式。他们要求优质企业在贷款时预先存入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以防企业风险来临时起到保险效用。

　　更有甚者，浙江绍兴的个别银行采取了贷款随意延期的极端方式。即企业潜在不良贷款即将到期之前，客户经理会重新完成一遍实地调查、合同签订的固有程序，在信贷系统中将全过程重新“走一遍”，就以长期贷款延续下去。

　　以上种种，常成为各银行客户经理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谁“干掉”不良贷款更多更隐蔽，谁就能更受推崇。

　　双重迎战

　　面对不良率的上升，总行以及监管机构纷纷采取措施解决不良率问题，严格防范不良风险。

　　广发银行一位内部人士称，总行行长已经亲自接手风控工作，平日里九成以上的各类会议均与之相关。

　　多年来，银行自身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加大催收力度、增加核销总量，二是增加计提准备金，提高拨备覆盖率。

　　中信银行一位高层透露，朱小黄上任中信行长后，第一要务便是增加计提拨备。三季报中信银行计提了40亿元贷款减值准备，期末拨备覆盖率达305.54%，拨贷比提高至1.92%。

　　其他银行也从2011年底开始未雨绸缪。浦发、北京银行就增加了贷款减值准备金，2011年期末拨备覆盖率分别高达499.6%和446.39%，居上市银行前两位。2012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总贷款减值准备从9853.06亿元增至11179.55亿元。

　　在银行处置方式中，呆账核销尽管能最大限度保障银行利益，但呆账认定和取证等规定较为严格，符合核销条件的占比很低，银行也同时需承受一定利润损失。

　　此外，银行除将不良贷款转让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外，也尝试向非金融企业转让，但目前仍无法可依。并且，资产管理公司常要价过高，银行多折价转让损失较大。

　　因而，业界普遍向银监会呼吁及时研究消化不良贷款的政策措施，要求银行从考核机制上适当提高不良容忍度和完善尽职免责制度，以商业化、市场化手段提高处置的便利性和有效性，让银行有机会以丰补歉。

　　在地方监管方面，2012年下半年以来，温州市政府组织开展了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贷款化解百日专项行动，温州银监分局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化解工作。据统计，2012年8月至10月，全市银行业机构共处置不良贷款21.31亿元，10月不良率比9月环比下降4.31个百分点。

　　尽管目前中国总潜不良率已经较高，但与2002年香港地区银行业3.2%的不良率、1997年新加坡3.6%、2000年台湾地区5.8%和2009年美国金融系统几近崩盘相比，中国目前的不良率危机还正处于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阶段，尚能“亡羊补牢”，并且可控。最近，银监会将居民消费类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调整为了75%，就是个积极的开端。

　　至于宏观政策层面，由于A股非金融企业的隐含不良率一直与GDP增速变动呈负相关。因而，一旦GDP增长减速的势头趋缓或改善，将使得企业盈利和总潜在不良率面临的恶化压力变得稍微温和。

　　也就是说，只要推出任何可促进GDP复苏的宏观支持性政策，都会使那些在今年深陷困难的企业明年能好过一些。加之近期出台了降低借款利率上限的政策，2013年全国整体的总潜在不良率增长速度会稍有减缓。

　　中国银行业自股份制改革以来，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一位业内专家表示，“现在银行逐渐理智起来，急需政策、环境的循循善诱与鼓励支持。因而从宏观根源上发展消费信贷、建立信贷文化才是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