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亚妮觉得自己跳进了一个看不见底的深“坑”。山西省左权县崎岖的山路在“坑”里蔓延，路的尽头，是十一个没眼人。

　　有人说，没眼人是太行山里人对盲艺人的俗称，也有人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山区一支盲人情报部队的番号。他们流浪卖唱，却和部队行军一样，走到哪儿都要背着夜壶、水壶、衣服，甚至规定夜壶一律挂在铺盖右侧，还擦得锃明瓦亮。但后来，这些故事慢慢就没有人提起了。直到亚妮带着为他们拍摄电影的计划，希望打捞起这段历史。

　　选择拍电影的时候，浙江卫视正在谋划转型。本来，这位得过“金话筒”奖金奖、曾经被评为全国“十佳”的浙江卫视主持人，可以打造一款名为《中国大使》的高端品牌节目，或者主持娱乐节目，无论哪条路，都是体制内的“坦途”。

　　但是为了拍电影，她已经差不多十年没有出现在电视荧幕上，取而代之的是为了筹款四处请潜在的投资者吃饭。她甩卖了市价500万元的三亚房产，甚至成了贷款专业户，将各大银行的贷款利率倒背如流。

　　如今，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和《奔跑吧兄弟》红遍中国，人们却渐渐忘记了亚妮主持人的身份。而由于缺钱的缘故，她还没有完全爬出这个“坑”。

　　电影镜头里没有一个明星，十一个没眼人就是主角。没眼人看不见路，走路全靠盲棍轻轻试探，拍过河戏时他们总是在水中原地打转，亚妮只能跳到齐腰深的水里，用喊声为他们指引方向。这些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演员”甚至分不清戏里戏外，本来是为了拍戏而打架，到最后一个叫“光明”的盲艺人硬是把另一位艺人“喇叭”的耳膜打穿。

　　这个又是农村、又是盲人的冷门电影并不被人看好。亚妮像祥林嫂一样，向老板们反复讲述没眼人的故事。故事讲完，投资的事儿却没了下文。

　　好多人不相信，堂堂的浙江卫视女主播会没有钱。但实际上摄制组一天的花费5.6万元，没钱就得解散。亚妮经常在不同的银行间拆东墙补西墙般地贷款。娇生惯养的助理姑娘，会因为一顿饭是500元还是200元，和老乡吵得不可开交。

　　“等我把电影拍完”成了亚妮的口头禅，她抱怨拍电影这个坑“陷进去就出不来”，有时也会说“如果现在让我重新进入，我绝对不会同意的。”但当回忆起和没眼人的生活，这些抱怨加在一起也没法拉低她上翘的嘴角。

　　第一次遇见没眼人，他们正坐在村里的古戏台上昂首歌唱。“那歌柔情绵长且肆无忌惮，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没有半点杂质。”亚妮回忆道。那一刻她一下子想到了指挥家小泽征尔对瞎子阿炳《二泉映月》的评价，“这个音乐我是应该跪着听的。”

　　后来，她才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些能同时操办五六样乐器的没眼人，无意中保存了中国西部民歌——辽州小调最原生的状态和最完整的曲牌曲目。本来是正在拍摄另一个节目的亚妮告诉当地的文化局，不管这群没眼人有多难找，15天后，她一定要采访到。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亚妮还主持《文化时空》的时候，就习惯了满世界挖掘“奇特”的故事。从书写瑶族史诗的民办教师，到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亚妮对偏远地区的民间曲艺情有独钟。台里的财务科长跟她开玩笑：“咱们可是浙江电视台啊，你看看你报销的车票，不是西藏就是新疆。”

　　“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传承，这不仅靠民间艺人，还要靠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亚妮说。她的朋友崔永元也觉得亚妮的行为很有价值，因为“中国的每一天都有一些乡村群落、民俗在消失，它们都是整个文化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终会有一天，这些一丝一缕的丢失，会造成文化的遍体鳞伤。”

　　等到亚妮遇上没眼人的那一年，他们的历史也已经有些模糊了。左权县的县史里只是简单地写道，“盲人宣传队，1938年成立，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1938年以前自发走村串乡演出”，村里没牙的老太太也只记得这些没眼人的歌声“一年听一次，听了七八十回了”。更多的故事，已经很难找寻。

　　以前，没眼人替八路军做过事，当地乡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眼人到村子唱上几首小曲，人们应该给他们“派睡”、“派饭”——腾出家里闲置的房屋，端上几碗山药蛋疙瘩。战争结束后，这个传统也被保留下来。

　　后来，“听唱这一套不灵了”，有时没眼人走上几十里路都吃不上一顿饭。亚妮在县里见到没眼人时，这些流浪卖唱的人们已经穿上西装，头发梳得溜光，唱起了“县委书记下乡来”和“计划生育就是好”。

　　从县城走进深山里的东长义村，亚妮才再次看到了没眼人原生态的演出。“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想采一枝，拿回家里没有人爱……”《光棍苦》一开唱，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围拢了过来。

　　没眼人的日子苦，鼓手“肉三”家里，有6个瞎眼男人，全靠“肉三”的姐姐供着。他们春天出去卖唱，冬夏全窝在家里。十一个盲人里只有两个人娶过媳妇儿，其余的都是光棍。

　　亚妮拿着麦克风，连珠炮般地追问“为什么队里的人都是光棍”，没眼人只能用尴尬的笑声回应。因为采访勾起了伤心事，31岁才失明的“光明”更是泣不成声。

　　“纠结在那些跌宕的岁月中不能自拔”的亚妮，很想把这些故事讲述出来。本来准备为他们拍摄纪录片的计划变成了拍摄一部电影。

　　曾经在大学学过导演的亚妮，没能估量到拍电影的难度。她刚开始认为自己拿出36万元加上从母亲那里借来的10万元肯定够了。没想到，她从此陷入了电影的沼泽中不得脱身。

　　这位曾经省台里的当红主持人不停地主持婚礼堂会、导演激光秀，再不停地把一笔笔钱投入到电影中。依靠这些补给，电影拍摄时断时续地进行着。

　　10年来，亚妮始终不知道电影什么时候拍完，但她却越来越清楚没眼人的生活。起初采访没眼人，亚妮拗口地一口一个“您”叫着，把对方尊称为盲人艺术家。在采访行将结束时，亚妮已经熟识了每个人的名字。“肉三”生前不太爱说话，可一听到亚妮叫“三哥”的声音，就笑得合不拢嘴。

　　在跟没眼人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即使亚妮蹑手蹑脚地走进他们的屋子，没眼人也能一下子嗅出她的味道。再后来，“七天”的母亲，成了亚妮的干娘；“肉三”去世时，亚妮帮着张罗葬礼；甚至“喇叭”的女人跑了，村长打电话让她回来摆平。

　　在没眼人心中，亚妮是无所不能的“杭州女人”。她可以在左权县城搞个春节晚会，还把几个明星朋友“忽悠”过来登台演出。晚会结束时，有位老板当场就赞助了两万元钱，这让没眼人欢欣鼓舞。

　　有时候，回到没眼人的那个混杂着浑浊气味、鼾声此起彼伏的屋子时，她就会格外想念那个叫杭州的地方——那里有3万元的香薰SPA卡、豪华SUV和咖啡馆里悠闲的时光。

　　不过，亚妮刚回去一个月，没眼人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县里把我们的两万块吞掉了。”亚妮一听就火了，她带着摄像机冲到县文化局，才从文化局长口中得知，县里面准备用这笔钱为没眼人修建一个有暖气的落脚点。

　　后来，她在电影里越扎越深。女儿去美国留学，她也只是匆匆忙忙赶到上海浦东机场见上几个小时，又一头扎进没眼人的世界。

　　刚开始家人还埋怨她，因为“别人的家长都去陪读”，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本科毕业的时候，女儿给她打电话，她说妈妈没时间，妈妈在山里。硕士毕业的时候，她还是只能在电话里对着大洋那头的女儿解释，妈妈在山里。

　　“这几年，回到文明社会时感觉就两个字，恍惚。”最近，在杭州的一个活动中，亚妮说。即使在现代化的城市，她有时依然会忍不住说“上个疙梁”。在山西话里，这句话意思是上露天厕所。

　　守在山里，亚妮眼看着没眼人的生活条件一直发生着变化。刚看到没眼人时，亚妮记得他们穿的是布衣服和布鞋。才过去几年时间，没眼人的行头就换成了别人捐赠的阿迪达斯。最近，高血压、糖尿病等“富贵病”成了没眼人的新烦恼。

　　今年6月，亚妮把没眼人带到了北京。在北大的活动现场，没眼人的歌声唱哭了不少观众。但是，亚妮已经找不到当初那个被感动的自己，“他们知道怎么收敛分寸，嗓子不能全部放出来，锣鼓也不能乱敲。那支流浪卖唱的没眼人队伍，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正如当初陷入电影的泥潭那样，亚妮无力更改自己十年间的人生轨迹，也无力左右她给没眼人带来的好日子。“好日子是双刃剑，但是这个好日子是我给到他们手里的。你能说我不愿意吗？我当然愿意。你能说我不心痛吗？我当然心痛。”

　　好在亚妮还留下了50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只是，面对每天1000元的机房使用费和高达每秒钟7000元的特效制作费，亚妮觉得自己“弹尽粮绝”了。

　　“等我赚了钱，一定把电影做完。”亚妮自嘲这是她10年来说过最多的话。然而，过上好日子的没眼人，已经不指望靠电影赚钱了。

　　他们只是摸摸亚妮的脸，一个人说“瘦哩”，另一个人说“哎呀么瘦，还是呢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