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集团来说，通过互保去大举借贷，再用贷款去进行大规模多元化投资，这条路我们不会轻易再走了。”作为一场曾震惊整个浙江泵阀行业的互保信贷危机幸存者，温州上玉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葛克克如是说。
“目前银行关于互保联保贷款的制度设计是有缺陷的，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必须加快且稳妥地使民营企业互保圈‘脱钩’，否则后果无法想象。”作为一个辖区内互保联保贷款比例居高不下的金融监管者，温州市永嘉县金融办主任陈丐法如是说。
“危机也是机遇，就是因为浙江原来的互保联保贷款模式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推一个新的行业互保的贷款，这个前景是很大的。”作为一名试图将一个行业数百家企业捆绑在一起进行互保贷款的业务推广者，某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温州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如是说。
上述表态反应了企业主、银行、监管者在这场互保贷款危机中各自不同的心态。作为一种不需要实质抵押物就可获得大额贷款的融资工具，互保贷款不仅一直受到浙江民营企业的青睐，也一直是浙江省各家银行机构拓展信贷业务规模的利器。其在浙江对公信贷总量中所占比例，曾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估测可达40%。在民营经济尤为发达的温州，甚至还有估计称，互保联保类贷款可占到整个温州地区银行对公信贷总额的60%。
但从今年3月起，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互保贷款由昔日为民营企业提供强劲融资支持的“阿拉丁神灯”变成了让银行企业均头疼不已的“潘多拉魔盒”，而由不少互保、联保贷款形成的企业担保圈，亦由彼此借重的互助平台变成了彼此拖累、引发连锁信贷危机的“麻烦俱乐部”。
7月24日，在浙江省银监局的指导下，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制定了《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关于建立企业突发信贷风险会商帮扶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应对浙江省部分大中型企业由于互保而面临银行抽贷押贷的严峻局面。
“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不办，整个浙江现在新的互保贷款不容易办了，对参与互保企业的资质要求比较高。如果真的是需要贷款，最好还是考虑有实际抵押物的抵押贷款。”面对新的互保贷款申请，多家银行在温州的分支机构业务人员均给出类似回应。
在温州市区以及经济实力位居温州地区次席的永嘉县，大量民营企业亦开始着手削减互保贷款的规模，或者干脆将互保圈“解体”。“原来是我们行业里四家企业一起组成互保圈，拿到了1.5亿元的贷款额度。但在贷款到期后，我们准备把互保贷款的额度降到6000万元。”一家当地服饰类企业董事长表示，“现在风险变数比较大，大家也不想互相拖累。”
脱缰野马
“温州有一家小型企业，资产不到五千万，但却因为参与了七八个银行的互保贷款项目，最后拿到了三亿多贷款。你说这样的互保贷款制度，还是正常的吗？”谈起浙江互保危机大规模爆发前，温州当地互保贷款的“盛况”，陈丐法一脸苦笑。
自2006年年初到今年3月的六年时间里，互保贷款在浙江经历了一段堪称“狂飙突进”的飞速发展期。而随着互保贷款所牵涉的企业数量和资金规模屡攀新高，这一融资工具制度设计中的某些缺陷也被快速放大。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互保乱象也随之出现。
“互保贷款，本来是企业之间自发组成互保圈，去向银行申请贷款。但在那一时期，经常出现的却是银行找上门来，要帮企业做互保贷款。而且银行为了能增加贷款规模，还不断引导企业主通过私人关系，多拉几家企业加入互保圈。”一位当地中型泵阀企业负责人表示。
如之前陈丐法提到的那家小型企业，其实本身并无贷款需求，而其参加互保贷款的原因只有一个：为朋友的互保圈“凑数”。也因为如此，在获得三亿多元巨额贷款后，这家企业又将这笔款项“转借给”互保圈中的其他企业。
在温州等地的互保圈中，类似的单纯因企业主私交而非企业资金需求进而“被互保”的企业并不在少数。
作为“拉壮丁”的补偿，抑或为了降低相关企业组成互保圈的难度，银行在对“被互保”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营业流水等方面的审查也往往较为宽松，给“被互保”企业的贷款额度上也很是大方。
温州当地一家资产规模6000万元、每年流水3000万元的企业就曾获得过一家浙江省内银行在互保贷款额度上的特殊照顾。“也是朋友要我帮忙去参加互保，结果银行给了我5000万元的额度。要知道，银行互保贷款的额度一般是不会超过企业流水的。”这家企业负责人表示。
对此，一位温州当地银行业人士便透露了个中玄机：“相比于有实际抵押物的抵押贷款，互保贷款在风控上实际难度更大，但可变通的途径也多。比如，给各家参与互保的企业贷款额度，要参考企业个体的营收，但也可依据互保圈整体资产实力来上调额度。”
这位内部人士还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互保贷款存在上述一些风控上的漏洞，一些银行分支机构往往更乐于发放这类贷款，以便在不触及风控要求的情况下，加快业务规模的提升速度。
不仅如此，由于企业还可向不同的银行申请互保贷款，这更为一些资产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撬动巨额贷款提供便利。温州当地一家小型纽扣企业，更以参加不同互保圈的方式，接连获得了11家银行的互保贷款。
或许正是互保贷款来得太容易，不少温州当地企业干脆将互保贷款投入到厂房改扩建或房地产等投资周期长、变现能力较差的领域之中。在2011年温州房价飙升之际，套取互保贷款投资房产，亦成为温州民营企业中的常见做法。
不只是温州，在浙江其他地区，互保贷款同样如“脱缰野马”，在规模膨胀的同时，亦在跨领域的市场间四处游走。而这一切，其实也为今日浙江互保圈遭遇的巨大危机，埋下了伏笔。
火烧连营
2012年4月14日，温州市永嘉县政府收到了一份来自上玉阀门集团的紧急求助申请，上玉在申请中表示，由于一家银行未能如约向其发放贷款，导致企业可能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资金链濒临断裂，希望政府出面救助。永嘉政府很快意识到，上玉的问题已开始逐步演变为一场“火烧连营”式的互保圈信贷危机。
“一个中型企业资金链出问题，政府去救助，这肯定不合适。但是浙江省泵阀协会接着上报说，上玉两亿多的贷款直接牵连到其他五家规模不小的泵阀企业，如果上玉倒闭，可能会把整个永嘉泵阀业数十亿的互保贷款全拖进去。这个我们就得认真考虑了。”永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徐孟鹤表示。
在温州市永嘉县的经济版图中，泵阀行业是当之无愧的一大支柱产业。该县泵阀行业总资产约200亿元，产值不仅超过全国泵阀行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亦占据该县工业总产值的近四成。由于当地泵阀企业集中，浙江省泵阀协会就设在永嘉，上玉则是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在当地泵阀业内也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而根据彼时上玉上报的资产负债清单，其对自身资产的估价约为4亿元，负债是3.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涉及当地六家银行，总额为2.6亿元，另有向当地小额贷款公司借款3000万元和企业主以个人名义借款并注入公司的2000万元。
在2.6亿元的银行贷款中，又有近1.5亿元是属于上玉和其他五家泵阀企业共同申请的互保贷款的一部分，这一互保圈获得互保贷款总额则近9亿元。这就意味着，如果上玉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进入破产程序，那么10亿多元的互保贷款也将随之脱保，与上玉互保的五家企业亦将面临立即清偿7亿多元互保贷款的严峻局面。
“与上玉互保的也主要是和上玉规模相近的中型泵阀企业，如果真出现因为上玉问题被银行集中抽贷的情况，这些企业的资金流也都会出问题。”浙江省泵阀协会秘书长陈文荣指出，“毕竟泵阀行业规模在五亿元左右的企业，一年营收也才一个多亿。”
一家互保企业的内部人士则直白地表示：“如果上玉倒下，导致我们也被收贷，那我们也挺不过去。我们的资金实力还不如上玉。”
另一家互保企业感受到的压力或许更为真切—在上玉递交求助报告的一周内，先后有三家银行的业务人员登门造访，在了解这家互保企业经营状况的同时，亦希望企业提前清偿未来两个月内到期的共7000多万元贷款，并表示愿在利息计算上给出较大优惠。
互保危机的传导路径还不止于此。由于和上玉互保的五家企业大都还参与了其他的互保圈，因此与这五家企业存在互保关系的泵阀企业更多达23家。尽管这23家属于次级互保圈的企业，并不会直接受到上玉资金链问题的冲击，但在上玉互保圈承压巨大的情况下，这部分企业所面临互保信贷风险亦现实存在。
“更大的风险还在于，光上玉这两层担保圈所涉及到的企业，就几乎占据了永嘉泵阀五十强的半壁江山，如果上玉的资金链问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银行对我们永嘉泵阀业的信心也会严重受创，信贷也势必收紧，到那时，这个行业的互保贷款都会被拖下水。”陈文荣强调。
陈文荣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在上玉出现资金链危机的消息传出后，温州多家银行金融机构均对下属支行发放的与泵阀企业有关的贷款进行了全面清查，甚至有银行发出内部通知，全面暂停对泵阀企业新贷款的发放。“主要是把泵阀行业的互保贷款进行摸底。另外也对可能会被波及的或者可能出问题的企业单独筛出来，必要时就先下手收贷。”一位国有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门人士证实道。
与此同时，一些小贷公司也提高了给泵阀企业的借贷利率。“他们相信，一旦银行全面清收互保贷款，泵阀业必定需要大笔的应急资金，他们也可借此赚一笔。”一名永嘉泵阀企业主表示。
断腕求生
永嘉政府似乎已经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在第一块骨牌倒下前，把它顶住扶起来。否则没有人可以对互保圈崩溃的连锁反应负责。”徐孟鹤称，在分析上玉和整个永嘉泵阀业基本的资产和信贷情况后，政府立即召集当地银行召开协调会，以说服银行暂停针对上玉的任何可能的收贷行动。
“我们的判断是，上玉泵阀主业的资产还是很不错的，而且维持主业经营需要的资金也不大。主要问题是扩张投资过度。”徐孟鹤表示，这一判断“银行也比较认同”。
“关键是让银行先稳住，一方面，上玉资金链出问题，银行为避险，可能会一拥而上提前抽贷；另一方面，就算银行暂时不收贷，在4月下旬到六月上旬，上玉还有一批银行贷款包括互保贷款，应该是要到期的。但以当时上玉的账面资金实力，按期还本付息难度较大，也不可能借新贷。”陈丐法指出，“所以无论哪一条，银行如果采取行动，那上玉就很难救回来了。”
可是贷款银行的顾虑并未轻易打消，即有银行提出，可以不对上玉立即收贷，但希望能够正常清收上玉的到期贷款。“在政府没有给出更多保证的情况下，银行放任贷款逾期，无论对上级还是股东都很难交代。”前述国有银行内部人士表示。
时至今日，尽管已暂时走出危机，但葛克克仍不愿提及在向政府求援时，上玉集团的资金链究竟脆弱到何种程度。不过据一位知情人士指称，其时，上玉集团的流动资金“约在500万元左右”，“能够应付基本的生产材料采购支出和人员工资”，但“没有余力偿还到期债务，尤其是是四五月间到期的贷款，基本都是1000万以上的”。
更让葛克克感到头痛的是，几无可能对外融资的上玉，面对这样的资金状况，还要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陆续清偿到期的近两亿元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
在一番博弈之后，4月16日，当地政府、上玉集团与银行间终于达成妥协：上玉将立即着手变卖资产以清偿银行债务，永嘉政府亦将为上玉的资产处置尽可能提供便利，同时在资产处置期间为上玉申请温州市转贷资金以保证企业正常经营，而银行则同意在资产处置期间不对上玉抽贷，并同意“逾期贷款继续付息但暂不强制清收本金”。
三方共同约定留给上玉的资产处置期是三个月，而这三个月既是上玉求生的最后机会，亦是永嘉泵阀业避免行业互保圈崩溃的最后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之下，各银行也同意对参与上玉互保圈的其他企业同样“慎重行事”，对涉及上玉的互保贷款中由五家互保企业获得的部分则按期清收，“绝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互保圈崩盘的提前收贷的举动”。
不过，与上玉互保的各家企业却并不敢掉以轻心，而是纷纷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预先做准备。“有三家互保企业都开始寻求新贷款以增加现金储备，其中一家还暂时搁置扩大生产规模的投资计划，把拟投资的几千万元都留在了账上。”前述互保企业内部人士表示。
浙江省泵阀协会也积极展开串联，联系了近十家资金实力较强的泵阀企业作为“预备队”。一旦上玉互保圈遭遇全面崩盘或自行解体，这些“预备队”就会出面帮助上玉及五家互保企业获得担保贷款应急，以阻止互保危机进一步蔓延。
在进入资产变卖处置程序后，上玉也将互保贷款列为优先清偿对象。然而一个新的难题，再次令上玉争分夺秒的资产处置进程陷入僵局。“有一块资产太大了，找不到买家，按政策又不能分割出手。”葛克克表示。
葛所说的“太大”的资产，实际指的是上玉集团购入不久的一块新厂房。按照规划，上玉集团准备出售用以偿债的非核心资产包括一处旧厂房、一处新厂房、一家小贷公司的部分股权以及十多处投资用途的商品房。而这块占地28亩、购买价约1.5亿元的新厂房，则是这份待售资产清单的主体。
而根据国家用地相关规定，像这样的地块在进行转让时，使用权不能进行分割。可是在宏观经济趋紧且泵阀业已为信贷危机风声鹤唳之时，尽管上玉和省泵阀协会四处推介，可整个永嘉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勇气单独接盘。加之上玉集团有外资参股，在地块使用权转让上亦存在一些硬性制度约束，这样的销售僵局一拖就是近半个月时间。
在这期间，各家银行虽恪守承诺，并未对上玉强制收贷，但对上玉履行资产处置计划的能力与诚意或多或少产生怀疑。为在上玉倒闭情况下对资产进行盘点扣押而做的前期准备亦随之加强。“有几家银行的人那段时间去上玉去得很频繁，主要就是掌握上玉库存和设备的位置状况。”一位当地银行业人士表示。
“那个时候，我们会长也很焦急，几乎都住在上玉。就是帮上玉联系买家、撮合谈判以及向政府要政策。因为上玉撑到那时，账上余下的钱真的是不多了。”陈文荣透露。而浙江省泵阀协会的会长正是国内最大泵阀企业伯特利阀门集团的董事长黄胜丰。
让上玉及整个永嘉泵阀业都意想不到的是，在浙江省泵阀协会的游说下，当地政府最终特批具有外资成分的上玉可将新厂房地块分割出售，并免除了上玉在这场交易中须向地税部分缴纳的交易税款。
随后在五月下旬，上玉新厂房地块分别为三家泵阀企业购得，上玉则籍此套现1.18亿元。加上其他资产套现资金，至6月底，上玉初步实现债务处置方案中的预设目标，将企业总负债降至亿元规模。到期的互保贷款基本得以顺利清偿，一种箭在弦上的互保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及为何要给上玉如此特殊政策照顾时，一位永嘉政府官员直言：“就是害怕会出互保危机。给这些政策也都跟（温州）市里汇报过。几位领导一看是为了稳定互保圈，以最快的速度就批复同意。”
无可回避的是，上玉为“断腕求生”以及守住当地泵阀互保圈信任防线而付出的代价亦可谓惨重。仅在新厂房出售这一项上，上玉的转让价便与当时的市价存在近3000万元的落差。而在进行资产处置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上玉支付的额外利息支出，也达近2000万元。
作茧自缚
如若回顾上玉危机的源起，则像陈丐法所言，可算是今年以来浙江各地民企遭遇互保危机的典型套路。而若追究危机的成因，则和银行业在浙江地区风控力度的调整以及企业对互保贷款大范围的“短贷长用”有着直接的关联。
今年3月底，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温州分行的工作人员找到葛克克，希望提前清收由该行发放的一笔总额为3000万元的短期贷款。
“银行说他们的工作流程做了些调整，需要先把这笔款子收回去，走个程序，到四月初再重新给我们贷出来。他们也承诺这个过程不会超过一周。”葛克克表示，由于和贷款行保持着长期的业务联系，加之以往也出现过因银行自身原因而收回贷款再重新贷出的状况，他“没多考虑就答应了这家银行的请求，也没有让银行为其承诺留下书面凭据”。
不过，上玉在彼时并无那么多闲置现金。于是在该银行的建议下，葛克克也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向朋友筹集了2000余万元资金，先用于还款周转”，“当时也说好，只用几天的时间，等银行贷款回来后，就还上”。
可是，4月的第一周过去后，这家银行收回的贷款根本没有重新发放的迹象。此时，当资金链已有些吃紧的上玉在和这家银行联系时，得到的答复是“贷款审批权已经统一上收到上海分行，那边风控审批流程比较长，具体什么时候能再发下来，温州这边也不清楚”。
这家银行温州分行的一位内部人士却表示，“并不清楚当时和上玉接触的业务人员是否做出过会再次发放贷款的承诺，但一般来说，银行是不会给出这样的承诺的。”
他更指，当时清收上玉贷款，“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上玉一年的营业收入也就1个多亿，贷款就有3个多亿，每年利率保守估计也有3000万元。泵阀又不是利润率很高的行业，上玉一年的盈利估计都会被利息吃掉。这一状况短期内也难有改观，我们当然得小心。”
对此，永嘉当地多数企业主更倾向于认为，这家银行的做法确实有“食言而肥”之嫌。甚至有企业主还表示，曾遭遇银行为收贷，“怂恿企业先借高利贷还贷款，并承诺下月会重新放贷”，但最后以各种借口押贷的事例。
而陈丐法就指，无论银行在收贷时是否有过主观上的欺骗行为，在客观上都形成了无预警抽贷的事实，而“不少地区互保危机最开始都是这种银行毫无预警的抽贷，企业和互保圈没有准备的时间，资金链一断危机就蔓延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向葛克克所说的“因工作流程调整而提前清收贷款”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并非托词。自今年年初以来，各主要商业银行均对浙江区域内互保贷款甚至抵押贷款的风控进行了加强，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造成了二季度以来浙江民企互保圈的危机频发。
“今年以来，多数银行都对贷款审批权进行了上收，对于互保贷款这种无抵押物贷款的审批权收紧尤其明显。原来可能温州分行自己就可以批互保贷款，但现在可能连在杭州的中心行都没有权限，而要全部经过上海分行审核，这就要严格多了。”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温州分行高管表示。
据这位资深银行业人士介绍，传统上各家银行在浙江分支机构对于风控的要求都较为宽松，银行首先考虑的往往是业务量和市场份额的问题。于是一个在国内银行业颇为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全国性银行在各地分支机构按信贷业务规模排名，在杭州的分支机构大都可以排进前三，至于温州、绍兴等地分支机构排进前十的也不在少数。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这种以高风险容忍度换来业务量高成长的做法，尚可用“浙商整体信誉良好”、“不良贷款率极低”加以掩护。“而一旦宏观经济形势趋紧，银行整体风险容忍度降低，浙江各地存量巨大的贷款势必在风险控制的二次筛查中遭遇问题，随之而来必然是银行大面积的抽贷行为。”这位资深人士表示。
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海分行风控部门人士则感叹：“在上海，抵押物充足的情况下想办理抵押贷款也非十拿九稳，还要考虑众多因素。可现在看到浙江的不少互保贷款，完全是随便拉两家公司，什么抵押物都不要就敢把款子放出去，这几乎就是零门槛。现在不收紧，后面会出大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浙江民企在不需要提供抵押物的情况下，即可获得较大额度的互保贷款，因此在一些投资规模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或重大并购中，实力有限的民企往往会将互保贷款投入其中。
但这些项目的投资周期较长，一旦将互保贷款“短贷长用”，不仅会使企业自身面临持续的流动性风险，亦会明显加大整个互保圈面临的信用违约风险。
前述知情人士就表示，在上玉此前购买新厂房的超过1.5亿元巨额投资中，就有超过半数来自于上玉的互保贷款。但在此次危机之后，包括葛克克在内的上玉高管也承认，正是这一笔巨额投资“过度占用了上玉的流动资金”，最终使得上玉因为一笔3000万的贷款就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局面。
在之前爆发的杭州虎牌集团互保圈危机中，虎牌集团遭遇银行集中收贷的关键诱因，亦是其对宏发能源高达7.98亿元的巨额并购后所形成的持续性流动性风险。
除此以外，单一企业互保联保贷款出现违约后的连带责任追究程序，也进一步加剧了互保圈信贷危机的爆发风险。“实际上，企业和银行、法院，对于互保贷款违约后的连带责任追溯，理解上是存在差异的。例如，一个六家互保总额1.8亿元的贷款，每家拿到3000万元，万一有一家出问题还不上款，在企业看来，就该由其他五家平摊那个还不上的3000万元。但在法院和银行的实际操作中，对于互保责任的认定是，这个还不上的3000万将由剩下五家企业中资产质量最好的那一家先全部代偿，万一这家也还不完，那么再从剩下四家里选最优者还清剩余部分。”陈丐法表示，“企业实际上是误解了互保责任的定义。但银行和法院的做法却无形中使得互保圈的企业出现这样的道德风险，要么躲债，要么被债压死。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互保圈整个信用体系的迅速崩坍，以及债务危机的连锁传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