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日市场热议的银行业贷款利率过高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企、净息差较大、不良贷款率上升等问题，9月17日，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课题组发表文章强调，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应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和“新常态”特征，客观看待经济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既保持定力又主动作为，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文章回应称，无论与新兴经济体还是金砖国家相比，我国的贷款利率均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国际比较看，我国的贷款利率水平处于G20经济体中的偏低位置，明显低于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数据显示，以2013年情况看，我国贷款利率较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低2.78个百分点，较金砖国家平均水平低6.33个百分点。

“发达经济体贷款利率低于我国，有其特殊原因：一是经济增速较慢，且通胀水平相对较低；二是法律体系更为完善，社会信用环境较好，企业信用程度总体更高，有利于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溢价；三是金融市场发达，市场竞争更加充分，银行业务综合发展能力更强，而发展中经济体的银行则更多依靠利差盈利。”文章称。

文章表示，目前，我国银行收入中80%左右来自信贷业务，利差对银行经营、金融稳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仍较为重要。随着金融市场更趋发达，金融生态环境逐步向好，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银行的经营水平和竞争能力进一步提高，对息差的依赖也会逐步下降。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并不确定，一些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初期利差有所收窄，但随后随着竞争力增强，利差又有所恢复。利差的最终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竞争力和经营发展模式。

文章说，社会融资成本变化有其深层次和复杂的原因。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逐步调整变化，储蓄率降幅明显超出投资率降幅，这就可能出现在投资增速总体趋缓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反而上升的情况。同时，部分财务软约束部门大量借助所谓“影子银行”渠道高成本融资、一些地区金融供给和竞争不足、经济处于调整期加之小微企业和“三农”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导致风险溢价提高、社会信用基础制度不完善、融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合理附加费用等也容易推高融资成本。

不过，文章认为，随着银行风险偏好下降，部分软约束和高成本融资部门增长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能平衡的过程有可能内生出降低融资成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