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宣布“定向降准”以及银监会对贷存比结构调整的表态，政策意图十分明显：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小微、“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这个重磅利好能否成为城商行服务小微的“强心剂”？在各位专家眼中，这个利好被解读为“过于乐观”。

“定向降准覆盖三分之二城商行”消息一出，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数量众多但规模在银行业仅占一成的城商行梯队。这一明显向小微企业和城商行倾斜的政策利好，是否能够真的见到成效，在各位专家眼中，被解读为“过于乐观”。而城商行普遍较低的贷存比指标也表明，其信贷资源并未如人们想象得那么紧张，或者说并不存在小微贷款规模受制于贷存比的情况，而接下来监管部门对贷存比结构作出调整，恐怕对城商行流动性和有关小微金融方面的贷款投放也影响不大。

当前城商行所面临的市场和竞争环境相当严峻，而阻碍其转型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管理、创新以及风险控制方面的能力不足。面对经济下行、企业风险加大，如果没有练好内功，建立有效的风控体系和可持续的的商业模式，即使政策红利频出，依然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并导致政策效果被弱化。为此，我们期待城商行能够不负众望，尽快完成发展战略上的调整，在同业中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对于与小微企业息息相关的城商行而言，无疑迎来了极大的政策利好。日前央行宣布“定向降准”以及银监会对贷存比结构调整的表态，政策意图十分明显：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小微、“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然而，在金融政策极力创造条件的情况下，解决小微融资难题能够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从目前大部分城商行资金流向的实际情况来看，若没有相关综合化措施的配套，一些固有问题恐怕仍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两项政策释放利好

央行于近日正式宣布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按照“上年新增小微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超过50%，且上年末小微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例超过30%”的标准，此次“定向降准”将覆盖三分之二城商行。紧随其后，银监会放出风声，表示正在考虑适当调整贷存比的分子、分母构成，小微贷款、“三农”贷款等政策性贷款有望不再纳入75%的贷存比监管范围，不久便会公布具体办法。

从理论上而言，“定向降准”意在发挥结构性调整的引导作用，通过有针对性地“降准”，将资金更多地引向小微和“三农”；而贷存比调整一旦“破冰”，小微、“三农”不再纳入贷存比分子，通过针对性地“松绑”，同样可以达到“导流”的目的。

毫无疑问，两大重磅政策的意图都明确指向了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小微、“三农”等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对于城商行群体而言，无疑是从金融政策层面给予了很大的正向激励。然而，这种正向的激励落地后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目前还要画一个大问号。

从两项政策的作用路径来看，都是期望有针对性地释放一定的存量资金到小微、“三农”领域，显然，对于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银行而言，必然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大部分城商行群体而言，小微企业的服务不足真的是由于“缺钱”而造成吗？

实际效果有待观察

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从数据来看，银监会公布的一季度末商业银行贷存比为65.89%，离75%的红线尚有一段距离，而具体到城商行这一群体，贷存比则显得更为宽松。

相关数据说明，截至2013年年末，城商行中贷存比超过70%的微乎其微，事实上有很大部分甚至还处于60%以下的较低水平。在三家上市城商行中，北京银行贷存比为68.74%、宁波银行为60.97%，而南京银行贷存比仅为48.19%；赴港上市的徽商银行、重庆银行与哈尔滨银行，其贷存比分别为71.65%、60.81%、47.3%；未上市城商行则距红线更为甚远，以成都银行、贵阳银行、盛京银行、九江银行为例，其贷存比分别为56.98%、52.16%、50.62%、38.78%。

从这一实际情况来看，贷存比长期维持在60%以下的大多数城商行，本身就是一个沉淀了大量富余资金的平台。在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本该以服务小微为“天职”的城商行，为什么没有充分利用起这些资金呢？

“相比做小微贷款，同业业务及一些投资业务更有吸引力，原因在于其提供了冲出监管束缚、赢得快速扩张的便利通道。”一位城商行高层人士透露。

如该人士所言，从近几年年报数据来看，一些城商行显然有些“不务正业”，相比小微信贷，同业业务及投资业务的激增在很多城商行年报中更为显眼，一些城商行这两项业务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期贷款余额。如天津银行2013年同业、投资类资产余额，比同期贷款超出80亿元。2013年年报显示，天津银行2013年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规模为718.93亿元，而2012年末为95.82亿元，规模增加了约6.5倍。而长沙银行上述两类资产规模，更是高达同期贷款余额的2倍左右。据其2013年年报，截至去年底，该行总资产为1933.6亿元，贷款余额569.34亿元。而在同期，其投资类和同业类两项资产余额，却分别达到856.93亿元、215亿元，两项共计达到1072亿元，在总资产中占比超过55%，为贷款余额的近2倍。

“由于受贷款规模限制，如果将资金放在表内，还要受到拨备、准备金等多种监管限制，而通过同业等表外业务，可以绕过监管规定，甚至无须动用银行自身资金。同时，城商行现在普遍面临资本充足率压力，而目前补充资本又较为困难，上述方式还可以减轻其资本压力。”上述高层人士说。

此外，另有业内人士透露，部分城商行即使手握大笔资金，但在经济趋缓的大环境下“惜贷”情绪较浓，即便是将资金闲置，也不愿投到小微信贷中，这一情况在风险相对集中的长三角地区更为常见。

还需“内外兼修”

既然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源问题并不在于城商行资金的缺乏与否，因此即便是“定向降准”与贷存比调整成行，也很难言在小微业务方面会释放出多少信贷规模。业内专家认为，金融政策方面上的倾斜，虽将为小微企业融资创造更为宽松的条件，然而要产生更好的效果，一方面需要实体经济环境的改善能够跟上，另一方面也需要城商行自身扎实练好服务小微的“内功”。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问题的根源更多还是与企业本身的生存环境有关。除了金融政策方面的倾斜之外，需要配合一些更为综合化的手段达到支持小微企业的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实体层面的风险降下来。降低税收、降低小微企业经营成本，给予小微企业更好的生存环境，金融才能更好地进入。毕竟，商业银行是逐利的，如果真正能够改善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那么融资瓶颈自然会得到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

另外，从城商行自身的角度出发也需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创新，目前已经能够看到有城商行在业务、产品及风险把控方面进行了大量相关的创新，这其中全新的抵押方式以及供应链金融等，在控制风险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城商行需要自身结构的改革。在银监会的推动下，目前已经有多家银行成立了微贷中心，独立的事业部制运营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小微客户为中心，有助于管理的专业化。”曾刚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