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准备。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新中国的成立被提上议事日程。

米高扬曾在西柏坡表示，很多问题要由莫斯科来确定，这其中包括对新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另外，新中国成立的大政方针也需要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商量，以便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了解与支持。

5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苏联专家。毛泽东表示，至于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单独就可以完成。但是，经济建设任务“需要你们的帮助”。而这个问题又需要双方高层面对面地会谈，在毛泽东不能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副主席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

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原定于6月20日启程，因科瓦廖夫的“汽车连出事故，致迟开三小时”，结果推迟到6月21日。陪同刘少奇访问的主要人员有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以及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翻译师哲。

据师哲回忆，访苏期间，斯大林同刘少奇共举行了六次会谈，但他只记得两次会谈的确切日期，其他几次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

6月27日，代表团被安排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当天，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米高扬及科瓦廖夫。中方参加人员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以及翻译师哲。

在一阵寒暄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转达他对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对斯大林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随即，双方开始讨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根据科瓦廖夫当时的纪录，双方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会谈:苏联向中国贷款数额及贷款利息；向中国派遣各方面的专家；向上海派遣专家及大城市的管理问题；清除上海等港口水雷，恢复港口航行的措施；解放新疆的策略及将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中国海军舰队的组建及军港的保卫；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航线，在中国建设飞机装配修理厂；决定在三四天以后召开苏共主席团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国家机构设置、工商企业管理等。

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决定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料和其他商品形式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分5年贷完。斯大林声明，中苏两党签订这样的协议尚属第一次。

关于这笔贷款的利息，斯大林觉得百分之一的年利息似乎低了点。因为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息为两厘，但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莫斯科同意按年息一厘向中国提供贷款。考虑到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刘少奇又是秘密访问莫斯科，所以，斯大林建议，贷款协定只能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同苏联签订。

关于贷款问题，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向中国派遣专家，这是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专家，共15人，他们将根据中国的要求随时出发。

但后来实际人数大大突破了这个界线。至于专家的待遇，斯大林坚持要按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向苏联专家提供报酬。“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专家享有较高的工资，斯大林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根据上述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二千五百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食堂，对苏联专家给予照顾。

但是，到1950年初，尤其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协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方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苏联专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这样，中国政府需要按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交给苏联政府，相当于每月10000到18000斤小米，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

在专家问题谈完之后，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新疆问题上。他建议，应尽早占领新疆，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但是，占领新疆必须经过甘肃，而马步芳的骑兵就盘踞在这一带。14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同马步芳的较量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大林认为，中共过去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在他看来，马步芳的骑兵是很容易被打垮的。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40架飞机，帮助解放军消灭这股骑兵。

应中方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帮助在上海水域排雷，但要通过中国东北方面来实施，苏联可以卖给东北人民政府几艘扫雷艇，在大连、旅顺培训中国海员学习排雷技术。

当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并就贷款方式、向中国派遣专家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请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一篇着名的文章，明确宣布:集中国革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的。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的文章对刘少奇的访苏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7月2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内容，国内外的出版物都没有详细记载。会谈的当天，刘少奇曾给毛泽东发过两次电报。

7月3日、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苏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把借款和定货问题具体化。鉴于国内经济机关开始成立，解放区不断扩大，既缺乏专家，又缺乏材料，“故目前还无法提出全部清单”，毛泽东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苏方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7月4日，中共代表团以刘少奇的名义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余字的书面报告，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同时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征求意见。

此外，刘少奇还向联共中央提出了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他特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

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应当服从联共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之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刘少奇还提出，应尽可能地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互派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间的理解。他还强调，在外交上，中共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已经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道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如旅顺、蒙古问题。苏联红军从中国东北撤军时，搬走了很多机器设备。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旅顺驻军，这引起了中国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中国共产党曾解释说，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蒙古问题，代表团表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

另外，刘少奇在报告中同意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就是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由来。毛泽东后来多次对这件事表示了不满，动辄就提“合营公司”的事情，认为这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起来的，他想控制中国。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界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即将管理这么大的国家，领导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刘少奇表示，“在这方面，联共中央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

斯大林用了几天时间阅读了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所写的批语表明，他对代表团的报告还是相当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