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去年以来“资产荒”现象非常普遍，整个市场面临可投资产匮乏的局面。而且，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杠杆”列为2016年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51万亿元，同比多增1.04万亿元，比4万亿元刺激推出时期新增贷款投放量还多出9000亿元。数据一出，引起了市场广泛的关注。

在对1月贷款大幅增长的解读中，笔者认为有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早投放、早受益”的开门红现象。这个因素不必赘述，因为这是每年都存在的影响。

第二，存贷比指标的取消。很多人认为该政策解除了对商业银行投放贷款的紧箍咒。2015年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数据一直在65%~68%，距离75%的上限还有很大上升空间。2015年10月，存贷比监管指标正式取消，四季度存贷比不过小幅上升到67.24%。说明对于整个银行业而言，存贷比可能已不是投放贷款的首要约束指标，而资本充足率指标才是。

第三，表外融资转表内。这个结论在2015年贷款的大幅增长中是成立的，但2016年1月表外融资同比增长43%，可见1月份贷款的增长并不是由表外融资回表内所导致的。

第四，国有大行是贷款增长的主力。然而从投放主体的结构看，中小商业银行是贷款投放的绝对主力，1月中小银行人民币贷款投放14508亿元，是四大商业银行投放量的2.66倍，是大型商业银行投放量的1.5倍。近一两年来，中小商业银行贷款投放量的占比不断上升，2014年中小商业银行整体投放的贷款量仅仅与四大商业银行相当。

为了剔除季节性因素的影响，笔者主要使用同比多增的数据来分析贷款结构。2016年1月，人民币贷款较上年同期多增10393亿元，其中居民贷款多增1814亿元，占比17.46%；企业户贷款多增8900亿元，占比85.64%，二者相加超过100%的部分是同业贷款的少增。数据显示，企业户贷款是超常增长的绝对主力。在企业户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多增4479亿元；票据融资多增2757亿元，短期贷款多增1537亿元。在居民户贷款中，短期贷款多增324亿元，中长期贷款多增1489亿元。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和居民户的中长期贷款合计多增5968亿元，占比57.43%，说明中长期贷款的多增是贷款多增的主要原因。

前期稳增长政策催生的各种基建等投资项目促进信贷需求的提升，加之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各类项目推进实施带动企业中长期贷款的增长。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增长则主要得益于2015年以来，随着政策面的逐步宽松，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回暖对按揭贷款的拉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企业和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大幅增长之外，所有品种的贷款都有不俗的表现。企业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居民短期贷款也是有历史数据记录以来的较高值。所以除了局部的结构分析外，我们还需要整体的视角。

首先，贷款的全面增长受到币种转换的影响。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的贬值，企业和居民都在去美元债务，1月份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1727亿元，同比少增1939亿元。债务的币种转换对人民币贷款的增长有促进，但影响有限。

其次，贷款的全面增长可能由银行与企业“抱团取暖”所导致。再把视线拉得更长一点，经济的下行并不会拖累贷款的投放，相反贷款的增长与经济形势呈现反相关的关系倒是在历史上频繁出现的现象。

2008年和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4%骤降至2009年的9.2%，但2008年的贷款较2007年增长35%，2009年更较2008年翻了一番，将人民币贷款一次性地推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增速从1997年的9.2%下降到1998年的7.8%，但1998年的贷款增速却高达15.5%，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下属于较高水平。再往前追溯到1989年，经济增速从1988年的11.3%骤降至1989年的4.1%，企业亏损严重，“三角债”盘根错节。中央政府将清理“三角债”作为搞好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而清理三角债的重要抓手就是扩大银行信贷规模，向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拖欠项目和生产资料企业注入资金。虽然当年的贷款增速和增量的数据均不可得，但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清理“三角债”期间贷款出现了明显增长。

2016年1月贷款的超常增长其实是2015年状况的延续，2015年经济增长较2014年出现明显回落，但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1.27万亿元，同比多增1.52万亿元，如果再考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置换债券因素，贷款实际增长是非常强劲的。

近年来，中国社会杠杆率居高不下，从M2和GDP的比重来看，中国名列世界前茅。所以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杠杆”作为2016年五大任务之一。春节前，人民银行召开流动性管理座谈会，针对1月份上半月贷款冲高现象对各商业银行提出警告，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宏观审慎的管理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与往次经济下行期贷款增长主要由政府推动不同的是，本轮贷款增长并非政府所乐意看到。

春节回乡，在基层调研中发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三角债”问题有所抬头，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账款、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现象非常普遍，银行在资金链的周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银行贷款在社会上仍是非常稀缺的资源。目前，商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重视报表上盈利的增长和资产质量的稳定，所以也存在对企业借新还旧以延缓风险暴露的驱动。与信用证等其他融资工具相比，贷款具有非常灵活的展期或收回再贷的功能。为了保持资产质量的稳定，部分银行给企业发放新的贷款以偿还原有的贷款，以偿还到期不能兑付的信用证或汇票，甚至给甲企业贷款支付乙企业的账款，乙企业收回账款后偿还银行的贷款。

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延缓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暴露，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千变万化的贷款合作关系。因为涉及到双方的切身利益，这种关系已不能完全被央行的态度所左右，呈现出自我扩大的趋势和巨大的惯性。由于这一部分“维持性”贷款在低效地运转，而商业银行仍需寻找真正的业务增长点，所以贷款的增长就是在一个巨大包袱基础上的滚动。

如果这种判断属实的话，无论2016年经济增长的状况如何，贷款都会延续高速增长。但由于资金投放效益下降，大量低效企业占用资金，整个社会仍会呈现出微观主体“求资若渴”、嗷嗷待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