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验看，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1）日本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股市、楼市双泡沫，巅峰时，“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股价、房价暴跌，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长期拖而不决，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不得不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对于个人破产审理，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
（2）韩国
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占比在95%以上。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1999-2002年间，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人），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增长5.8倍。
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2003年末，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占总人口的7.7%，元气大伤。
之后，韩国采取一系列收紧和补救措施，如限制现金取现比例、限制授信额度，收紧信用卡公司融资规模、规范竞争等，同时成立信贷恢复委员会帮助借款人解决信用问题。经过两年调整，韩国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却终究回不到2002年的巅峰时刻。
就我国而言，当前宏观层面仍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就消费金融而言，政策目标是稳住居民杠杆率的增速，而非从绝对量上降低杠杆率，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费稳定。
消费金融机构应顺势做好结构调整，却不必过多忧虑严监管，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舆论环境的改变。这两年，在各类校园贷、套路贷、暴力催收事件的持续发酵下，消费贷款“清誉”不再，甚至有了“人人喊打”之势。2019年，“割韭菜”造人唾弃，不少人把消费贷款也视作一种割韭菜——割年轻人的韭菜，观点荒谬，却赢得不少声音的支持。
这表明，社会舆论对消费贷款的容忍空间在快速收缩，消费金融机构“犯错”的舆情成本大幅提升。回到根子上，还是要合规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