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间接融资占主体，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直接关系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风险状况，其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负债极易产生共振而形成全社会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我国信贷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21%迅速上升到了2012年的155%，全社会信用杠杆迅速抬升，而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征兆正是全社会信用杠杆在短期内迅速抬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我国银行风险最为密切的指标出现了恶化趋势。
其一，目前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率达到105.4%，这在国际范围内位居最高行列，尽管有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影响，但银行风险集中于企业部门受制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只有5%至6%，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和巨大的去库存压力，集中了目前银行不良贷款的40%左右，未来还可能会继续上升；银行贷款主要投向的国有企业，其利润增幅已告别两位数，经营效率低和2008年以后逆周期加杠杆造成资源错配是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目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是国企）亏损面达到20%，工业企业未来将进入个位数盈利增长甚至亏损的时代，预计今年企业年利息支出就将达到融资规模的38%。
其二，城镇居民负债率尽管处于28%的较低水平，但分布非常不平衡，80%的负债分布于25至45周岁的城镇居民（占城镇人口的比重不足40%）。特别是中产阶层承担了绝大多数负债，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恶化了他们的负债率，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在15倍左右、月供收入比在50%以上。考虑到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严重低于发达国家，随着收入增幅不断下降、房价和物价不断上升，未来城镇居民偿债能力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其三，政府部门债务率已达60%的阈值水平，相比2008年猛升了10个百分点，尽管低于日本、美国，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容小觑。现在银行新增信贷基本关闸，14万亿地方债务已进入了靠表外融资的阶段，负债成本迅速上升，今后三年负债将集中到期。眼下项目现金流对本息偿还的覆盖微乎其微，地方债务只有靠高成本的借新还旧来解决。如果将养老负债、环保债务考虑在内，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将大幅度提升。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计算的2020年养老金缺口占GDP的比重为20%，2050年养老金缺口占GDP的比重为75%，而可减持的国有股市值只有14万亿。因此，在考虑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不可高估政府的“兜底”能力。
其四，房地产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被低估了。目前银行对房地产行业20%的风险暴露、较低的杠杆（开发贷款资本金比率不低于30%、按揭贷款首付不低于20%）和很低的不良率（开发贷和按揭贷不良率分别仅为1.26%和0.37%）严重低估了房地产业的风险。实际上，65万亿存量贷款中40%左右（约26万亿）为土地抵押贷款；地方政府负债绝大多数无法靠投资项目现金流来偿还，可靠的偿债保障基本上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对GDP的直接贡献在12%，但将相关行业考虑进来对于GDP的贡献达到25%。房地产下滑会导致房地产上游（钢铁、机械、建材等）和下游（家具、家电、家纺）等行业销售收入下滑，进而导致这些行业出现相关不良贷款；而非房企涉足房地产行业可能产生的风险还没有被统计。
考虑到大多数银行均为国有控股，国家对于银行具有隐性担保责任，而国家殷实的家底（接近60万亿国有企业非金融资产、44万亿资源性资产）完全能冲抵银行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对商业银行未来的风险不应有过多担忧。更为重要的是，2000年之后，通过政策红利减负，依托宏观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凤凰涅槃，不仅告别了高达40%的不良率和“理论上已破产”的外界评价，而且实现了年均20%的利润增幅。对近10年来银行的高速成长，政学两界认为剥离不良贷款、消除不良贷款生成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市场化运营、业务综合化等是主因。
可见，10多年来我国银行业能有如此的利润高增长值，除了“轻装上阵”以外，更多还应归功于加入WTO后制造业在国际范围内市场化竞争和规模壮大，还要归功于本世纪以来资源和资产价格上涨周期。
但是不良贷款生成机制在近年来再生：土地事实十年已成地方政府第二财源，以此打通了银行贷款；地方融资平台滥用政府担保函举债，政府因顾虑就业稳定而鼓励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借新还旧，而事实上这些贷款早该收回了；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也并未因股改和上市而脱胎换骨，仍依赖于传统存贷利差生存，中间业务壮大也依托于存贷业务的壮大，业务创新能力差。
因此，李宇嘉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最大隐患还是不良贷款生成机制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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