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对融资平台风险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主要担忧地方债务扩张规模是源于换届效应带动的投资冲动。而今年我国20多个地区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10%及以上，而为了实现经济高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由于从银行获得贷款受到严格监管制约，导致融资平台的非信贷渠道债务总量增幅较大，这其中的风险不容忽视，甚至不排除局部地区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
“平台贷款风险监管依然面临较严峻挑战。”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最近一次银监系统内部会议上表示，今年地方政府在换届完成后，极有可能产生新的投资冲动和较大规模投融资需求，从而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量控制面临较大压力。
尚福林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审计署资料显示，2012年和2013年到期的额度分别约为1.8万亿元和1.2万亿元，合计占2010年底债务余额的28%左右。包括惠誉、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则以“中国经济转型可能面临的波动以及不断积聚的地方债务风险”为由，先后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展望。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在金融领域，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预防金融风险。城镇化过程中的过度借贷，将会促成金融方面危机的发生。
连平表示，虽然当前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整体可控，也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但从短期看，地方政府偿债仍有压力，短期还款高峰还没过去，2013年和2014年将迎来还款高峰期。他指出，在现有的融资平台中，地市级以下的平台(县或县以下)偿债能力较弱。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一方面经济结构单一，收入来源有限；另一方面，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未来三四线城市房价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回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未来增长空间有限，从而可能发生偿债困难，尤其是县级以下新的地方融资平台有这方面苗头。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下，一些地方为了获得更多融资，以新型城镇化为由，包括县级以下开发区、镇等也希望通过建立这种平台来扩大融资。但由于较低层级政府的管理水平低、经济基础弱、收入来源少、风险相对较大等，这可能会对某个地区本已不小的偿债负担带来新的压力，从而增加这一地区的平台债务违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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