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来讲，监管新政是银监会依法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银行贷款风险监管制度的系统化调整与完善，促进贷款业务的健康规范发展；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贷款的精细化管理，促进公平竞争和科学发展；有利于规范和强化贷款风险管控，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支持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那么中国的银行业应该如何理解和回应监管新规，实现科学发展呢？本期《银行家》月度论坛有幸请来了多位业内专家，共同畅谈监管新规下的中国银行业走向，本次论坛由高广春主持。(按嘉宾发言顺序编排，嘉宾观点只代表其本人，与其所在单位无关)
邹平座：警惕三大风险
中国自2009年上半年逐步走出金融危机，但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现阶段各方面矛盾非常突出，理论、政策、民间等各种观点相互矛盾，宏观决策上也存在一系列的困难。本人将存在的困难归纳为三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理论风险。本轮危机总结起来，验证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存在系统性的错误。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根源，但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点，甚至还跟着他们后面走。为什么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系统性错误呢？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根据效用价值论，完全是主观定价模式，对价值评估存在非常大的偏差。这是经济产生泡沫的根源，也是许多企业和国家在国民经济发展方向上一味追求过大消费、追求快乐，导致近一个世纪经济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 我国不能在调控的过程中过多地追随西方理论、过多强调总需求管理。根据吴敬琏先生早期的观点，要把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密切结合。总供给管理主要是强调效率、强调机制、强调科技、强调创新，从供给方来对经济进行优化。我们此次摆脱危机，主要是中央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总供给管理措施，但仍然有很多困难，比如银行信贷在总量上试图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可以说这轮控制可能使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甚至恶化。很多资金从正常渠道走向偏路、旁道、黑道。这样不但没有增强整个金融资源的稳定性，还可能引发不好的结果。例如资金大量涌向少数央企，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却没有资金。 第二个风险是政策性风险，由理论而形成的一些政策性风险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我本人始终在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国的统计数据的真伪。很多人搞数量经济学研究，凭数据决策。但我们国家的GDP到底是多少却很少有人能够解释清楚。根据我本人的判断，我国的GDP可能被严重低估，这是我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统计制度造成的。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大了，可能我们判断的流动性过剩是错误的，可能我们控制的信贷总量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M2/GDP是在190%左右波动，而全世界的平均数据是55%到57%之间，剔除货币流动速度因素(中国的货币流动速度没理由比发达国家慢两三倍)，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可能被严重低估而不是高估。中国众多的中小企业没有被统计进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说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政策性风险呢？因为数据统计准确与否决定了政府决策的正确与否。如果我们对经济总体判断不准确，就会在经济上出现削足适履，对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2010年最应该防止2007年四季度到2008年初的情况，现在已经出现这种苗头，如果统计数据不接受客观的判断，就会做出错误决策，就会出现问题。 金融工作的重心应当更多地转换到结构上来，转换到金融发展方式上来，转换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上来，而不是整天盯着利率和准备金率。我本人曾写过一篇文章——“流动性相对过剩，风险与机遇并存”，其中谈到金融在三个通道上是堵塞的。第一是银行信贷渠道不通。银行求着央企贷款，小企业却贷不到款，包括像吉利汽车这样的民营企业贷款依然困难。第二是资本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移植的东西，是从西方直接嫁接到国有经济基础上的，很多血脉都没打通。由于资本市场层次不多、深化不够，导致效率不高。第三是国际、国内的通道也是不通的，长期的双顺差导致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也是引起流动性过剩的原因。这些堵塞加重了资源配置的两极分化，使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大量的资金操控在央企手中。 第三个风险是对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判断失误。回想中国几十年改革路径，在20世纪80代末期，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通胀已无法治理。那是什么动力使得中国进行了20年的飞速发展，实现中国崛起的呢？实践证明最能吸纳过渡流动性的就是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后来几年我国启动了住房改革，启动了产权改革，让这两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购买力，同时也让人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拉动整个产业变革，拉动经济增长，使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与低通胀。但到了2010年，这两大市场却饱受指责，甚至一些西方人说中国泡沫不可救药。那么这两个市场应该如何发展？我认为要进一步扩大这两个市场的空间，把它由“小池子”的变成“大池子”——这当然涉及大量的改革——最后变成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蓝海”。可以说这两个市场的发展与壮大，对中国未来20年持续的高增长和低通胀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过度打压房地产行业，经济可能出现二次探底。 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许多民生问题受到了关注，需要综合地看待，如果不妥善解决将导致危机。认真反思会发现美国两次大危机都是民生问题造成的。1933年美国农产品价格很低，农民游行示威，要求美国封锁欧洲粮食向美国的进口。时任总统胡佛随后出台了农产品关税法案，而法案公布后，欧洲也对美国进行了封锁，导致经济链条断裂。2006年的次贷危机是源于当时美国出台了美国金融服务法，要求银行给那些买不起房的人贷款——这个法案原本也是照顾民生。现在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好多领域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民生是需要的，但是要逐步由财政转移支付解决，而不能过度。现在需要高度关注的是中国决不能因为民生问题使市场经济改革出现逆转。市场经济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的民生。 面对这三大风险，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对策呢？正如我在给一家杂志的新年寄语中所说的，叫“发展发展再发展”。第一个“发展”的意思是，在发展中退出，确立以进为退的战略。其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很明确了退出的战略，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结构上、增长方式上和创新上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任何过度紧缩的退出战略，将来都要犯历史性错误。如果紧缩使生产力下降、生产要素萎缩，就可能出现紧缩性泡沫。第二个“发展”的意思，就是要创造新的就业，新的技术和新的能源，为未来发展拓宽空间。中国的未来只要生产力的发展和GDP增长同步，且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就不存在泡沫。“再发展”的意思是，中国要站在全球的视角，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主要是在一些金融战略上不能上当，这方面很危险。现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进展在加速，我们还有两大化的发展空间：城镇化和国际化。必须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重要的突破。2010年两会上胡总书记的讲话切中要害，他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要求抢占“经济制高点”。由此，2010年或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赵志宏：精益化服务时代来临
分析2010年以后银行业的发展要综合考虑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监管新政的推动。例如“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对促进商业银行信贷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具有划时代意义，重点在于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测算借款人的营运资金需求，审慎确定借款人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总额及具体贷款的额度，强调对流动资金的支付和贷后管理，加强对回笼资金的管控。又如“关于2010年大型银行监管工作的意见”对促进大型商业银行稳健经营、信贷结构优化和业务流程再造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最具有新意的是要求大型银行通过加强程序控制和流程再造稳步推进流程银行建设，通过加强市场需求调查、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妥善处理客户投诉等措施提升客户关系管理水平。这些监管新政肯定会对银行经营管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客户需求的驱动。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4000多万中小企业中的90%有信贷需求，而有信贷需求的企业中有70%没有得到满足；金融服务对民生领域、“三农”领域的覆盖面和渗透率还很低；很多客户要求银行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例如客户抱怨银行网点排队等待时间太长、信用卡发卡和开卡速度太慢、贷款申办手续太多、还款通知不够人性化等等。商业银行必须妥善平衡好加强风险管控和提升服务效率的关系。 三是信息技术的拉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转变银行发展方式必然带来银行业产品创新和流程再造的一系列波动。基于互联网应用聚合平台的金融服务创新正方兴未艾，基于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金融服务商业模式创新的前景也已现端倪，从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的近期举措，可以看到手机支付等跨领域金融服务渗透已经开始；而近日阿里巴巴拟投资“星辰急便”的信息，意味着基于“云计算”的“云物流”、“云外包”将为全物流金融服务创造新的商机。 综合起来看，我认为2010年以后银行业的发展的主题词将是“精益化服务时代来临”，这里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值得期待： 第一是更精准的市场定位。目前银行产品服务同质化的重要原因是在客户细分和目标市场定位方面还有待深化，缺乏根据目标客户需求匹配相应产品组合和渠道服务，当然这需要充分运用“客户之声调查”和数据挖掘进行融合分析评估。在公司业务领域，对产业链、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集群的整体调查评估，将会大大提高银行做出风险判断和制订营销方案的质量与效率。在零售业务领域，已有国内银行在使用申请评分卡和行为评分卡实现个人贷款、信用卡授信预审，数千万的客户已经从中受益。更精准的市场定位对提高银行风险防范水平和服务效率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是更主动的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银行要更主动地调整业务结构。例如在客户结构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民生领域、服务业、“三农”、个人消费金融服务的比重。又如在产品结构方面，一些国际领先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有40%来自供应链金融服务，而目前国内银行商业银行一般性流贷占比过大，流贷占用期偏长，流贷用途管理欠精细，贷款对中间业务交叉销售的带动作用还远远不够，应进一步加大供应链金融、贸易融资等产品的比重。 第三是更精细的流程管理。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最关键的影响在于信贷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首先是应将更精细的信贷政策嵌入信贷流程，包括什么样的客户能够做一般性的流贷，什么样的客户应该做贸易融资，什么样的客户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担保方式。其次是将更精细的产品政策嵌入信贷流程。商业银行制订流贷办法实施细则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研究定位，譬如对于借新还旧、以贷还贷的用途控制，对于集团客户和小企业流贷的差别化安排，贸易企业和制造业又如何区别等等。要通过将信贷政策和产品政策嵌入流程，促进银行前中后台即清晰分离又相互衔接的流程化作业，实现专业、专注基础上的协同；而不宜因监管趋于严格就随意加长业务操作链条，加多控制锁链。事实上，“简化其表、精密其中”的专业化、精细化才流程银行建设的精髓。 第四是更便捷的客户服务。尽管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谈判地位不同，但显然也有共同的需求：即更简洁、更清晰、更迅速、更透明的银行服务。举个例子，现在绝大多数银行的贷记卡都是在受理审批两周甚至三周后才能到客户手里，客户很有意见。目前已有国内银行在上海几个大型商厦推出了“信用卡即时发卡业务流程”，派驻商户的银行销售代表配发带有3G功能、内置摄像头的上网本，在半小时内完成摄像、填制申请表、申请表传送银行卡中心审批、回传确认码等操作，客户收到确认码之后，就可以当场在实现商户分期付款刷卡消费。正常卡片依然是在两周左右寄到客户手里，持卡人才可以到其他商户去消费。这是依托流程优化促进守正出新，有效平衡信用卡风险控制与服务效率的典型案例。类似的方式在美国十年前就已经存在，叫“当时发卡(on sight)”。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像现在这样先进，没有上网本，但他们通过复写纸和电话也能实现快捷的服务。很显然不能将“以客户为中心”和“监管精细化”割裂来看，而应综合消化运筹，以有效提高客户满意度和价值创造能力。 第五是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例如产品服务定价效率，银行应在客户分层、需求分类、风险预估、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自己的价值客户，根据价值的不同进行差别化的贷款和配套金融服务定价。又如产品服务定位效率，目前一些银行人员仅仅是给客户推荐最简单的一般性流贷，一方面是可能不适应客户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对中间业务带动作用很少。银行需要抓住监管新政出台的契机，在提高金融服务投入产出效率方面挖掘潜力。 总之，对于监管新政的影响不能孤立看待，不宜大而化之，笼而统之，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出发，通过转变银行发展方式，迎接精益化服务时代的来临。
党均章：银行监管的三个核心及其影响
2010年的银行监管新政主要有三个核心：第一，监管部门要坚守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底线，即对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和损失准备充足率的监管。第二，加大力度监管商业银行的六大风险，包括产能过剩等，其中流动性监管和政府平台贷款监管成为重中之重。第三，严格执行“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主要落实在贷款资金去向的监管上，这是中国银行业信贷业务管理中里程碑式的变化。 这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将对中国商业银行在2010年的经营管理起到非常大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监管新要求使商业银行的资本压力凸现。资本在银行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作用，它对商业银行经营规模的约束效应，特别是对高耗费资本的信贷业务的约束作用开始显现。要符合监管风险的底线并维持相应的资本充足和损失准备充足，各家银行都在千方百计地调整信贷存量，优化信贷增量，而资本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资本的有限性和商业银行扩张业务无限性的矛盾开始表现出来。除此之外，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长效机制的建设问题也已经迫在眉睫。当资本运用效用最大化后，要进一步拓展业务规模，必然会受到资本筹集的影响。如何有效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已经成为各级、各类银行都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监管新要求使商业银行的贷款资金用途管理风险加大。“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是监管者2010年的核心工作之一，要求各商业银行必须贯彻执行。但商业银行在执行的时候却面临很多无奈，“三个办法”能否落地，如何落地，是商业银行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关于固定资产贷款办法，如果真正能够落实到位，对商业银行固定资产贷款风险的防范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现实问题是较难解决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这是致命性的问题。在很多中小企业以现金交易为主导时，“办法”强调贷款资金向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操作难度特别大。还有集团公司贷款资金用途监管的问题、借新还旧的资金用途监管问题、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资金用途监管问题等等。 关于流动资金管理办法，银行要做到这一步，需要有非常庞大的支付监督部门。流动资金是解决企业临时性营运资金短缺问题的，银行贷款一旦进入企业营运资金账户中，很难分得清流动资金贷款和企业营运资金。如果营运资金也要求企业必须在银行开立专户专项管理，势必会影响企业日常运转中资金使用的困难和效率。 关于个人贷款用途监督的问题，西方国家对个人贷款资金用途是不管的，而我们国家出台了个贷管理办法，可能更多是禁止把贷款用于其他政府不希望他用的地方。 以上诸多限制会使商业银行的贷款面临很多问题，由于资金用途的监管，使得很多企业需要寻找其他融资渠道。最终结果可能是商业银行损伤了自己的业务或者损伤了一部分客户，也可能因为监管问题而造成一定的风险。 再次，监管新要求使商业银行经营的风险压力加大。中国银行业真正实现精细化，特别是信贷业务精细化可能会对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带来比较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有可能使监管风险大于其他风险，同时也使其他风险膨胀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风险。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产销能力不能充分发挥，销售后的资金回笼速度减慢，资金链不断绷紧。在这种监管新政下，这类企业的融资环境将进一步趋紧，可能引发或者诱发这些企业存量贷款的风险。 二是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风险。在六大风险的监管过程中，各家金融机构肯定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提高警惕性，控制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然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一旦受到控制，除了超财力风险外，就是工程建设的烂尾风险，我们国家已经有上世纪90年代末期海南房地产业的教训。同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各家金融机构不区分情况，一概收紧对政府平台内合理和不合理融资的控制，将会使政府融资平台企业融资出现阶段性断流，进而引起阶段性还款危机。特别是2009年之前，对于一些银行推出的搭桥贷款等短期贷款，融资断流就会出现还款危机。如果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政策不慎，还有可能引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系统性的风险。一旦出现政府平台系统性风险，那对中国银行业来讲是灾难性的结果。 三是房地产业的贷款风险，包括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及地方政府卖地风险。在“土地财政”过程中银行业获取了很多利润。这类贷款中，主流还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但也不乏违规者。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力度及市场的导向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适时适度就会引发风险。 四是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风险。在目前多变、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这种宏观调控政策迫使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必须考虑自身流动性的风险问题。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银行业的存款和贷款在期限结构上严重错配，存款短期化而贷款中长期化，这种错配的结构趋势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存在短期贷款长期使用的情况。这两方面问题使得商业银行在表面上看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深层次里隐含着一定的流动紧迫性。一旦出现市场宏观层面的变化，容易导致“断电”现象。 最后，监管新政使商业银行经营的难度增加。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主要会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银行的贷款将逐渐被直接融资渠道取代。这就使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市场范围收窄，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券的量越来越大，银行信贷业务被分流。其中短券、债券和中期票据的部分用途就是归还银行贷款、调整负债结构。这种趋势逐步发展下去，信贷产品的替代品越来越多，银行业优良贷款范围越来越小。 第二个问题是贷款价格被挤压。在管制利率下，我国银行贷款定价缺乏科学性，与信贷市场情况和银行自身经营情况密切相关。在信贷被越来越多的产品所替代的情况下，在优质行业企业贷款中，银行贷款议价能力逐步趋弱，贷款利率趋降，银行存贷利差不断缩小，对商业银行的营运能力带来极大挑战。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业筹资渠道将会受到挤压。随着资本市场的活跃，居民金融理财意识的增强，银行存款逐渐被股市、债市以及基金、理财产品等分流，银行传统的单一依靠存款的负债方式面临考验。这将会逼迫商业银行开展多种渠道进行筹资，非存款筹资渠道逐步被商业银行重视。 第四个问题是商业银行开始寻找存贷款利差以外的收入点和盈利增长点。各家商业银行都在寻找适应市场、适应业务变化的新业务收入增加渠道和营运渠道。与此同时，银行内部的市场风险管理将面临很多问题，人才、技术、信息化工具能否跟上将是制约银行在这方面有效拓展的重要因素。
刘 鑫：要结合商业银行自身的战略目标
最近有一个“信息-行动比”的概念，主要是说电报的出现使得“信息-行动比”大大降低了，我们每天接收到的绝大多数信息是不需要我们做出反应和回应的。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论是资本充足率，还是指引和办法，“信息-行动比”都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商业银行是必须要根据当前的监管新规做出反应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要认真学习和研究监管新规的内容和要求。新规出发点应该是风险防范，体现了银监会“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的监管思路。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虽然制度的执行是有成本的，但是，考虑到由此带来的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个成本是值得付出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出台，是有利于规范和强化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管控，实现贷款的精细化管理——它的精细化要求、横向制衡要求、支付管理要求，都在不同方面降低了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第三点就是要考虑应该拿出什么的办法和措施来积极应对。我认为应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或者是管理和战略两个层面来考虑问题。从短期和管理的层面看，提高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一直是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从“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来看，其主要体现了一个对过程的管理，就像人们经常提到的“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或者是ISO9000的PDCA。这些管理方管理工具的核心思想就是“过程控制好，结果就控制好了”。因此，按照新规改造和改善贷款管理，有利于过程的控制，有利于银行风险管控水平的提高。 从长期和战略角度来看，任何管理的改进和提升都是运营层面的事情，具体到选择客户或者结构调整等方面，就一定要和商业银行自己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才可以。比如说，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让我们产生对业务结构调整的冲动，自然的想法是提高资本占用少的，资本消耗少的业务的比例，从而增加盈利，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但是，商业银行不能单纯的为了应对新规来调整结构，这一定要结合其自身的战略和目标来做。比如个人业务的风险权重小，在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的情况下，是不是一定要加大个人业务在整体结构中的比例呢？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在考虑像这样的结构调整的时候，核心原则是银行的目标和战略。如果银行未来的目标就是做零售银行，就是要做个人业务，那么不管资本充足率提高或者降低，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要主动进行调整。而如果银行的目标就是中小企业市场，那就不能单纯的为了应对调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来增加个人业务的份额。因此，长期来看，任何信息的识别，行动的实施都要以战略定位为基础。脱离了战略目标，一切行为都会失去应有的光彩。
徐毛毛：中国银行业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走向
2010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和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如要求小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2009年的增量，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的平均增速等。《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对担保机构的管理和规范指明了方向。北京银行是最早开始与专业担保公司合作的银行，目前合作担保公司已近30家。规范的担保环境对银行支持中小企业非常有利。应该说上述政策出台为银行服务中小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10年是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一年。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北京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定位仍然没有变化。我认为中国银行业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走向有两个趋势：一是产品服务向多元化转变；二是金融服务向专业化转变。 客户生命周期理论提示要以发展的眼光洞察客户特征，不断加强与客户的交流，了解客户的需求，持续改进和提升产品及服务，以赢得客户，留住客户。中小企业在发展壮大同时，必然会对为之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提出更高要求。银行为满足客户需求，需要及时调整产品体系。例如，德国商业银行在完善产品体系方面有三点成功举措：一是将原来面向大企业的产品改造成适合中小企业的产品；二是针对中小企业设计开发了“多银行资金管理系统”，增加了多种增值服务；三是通过证券化、银团贷款和信用风险分销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 北京银行一直沿着产品服务多元化道路前进。经过整合，北京银行“小巨人”中小企业融资品牌下有三大核心产品，包括三大行业特色附加产品包，共52种产品，能够全面满足不同成长周期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其中“创意贷”、“融信宝”、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贷款和小额担保贷款等已成为北京银行中小企业特色产品。同时，我们还在推进供应链融资、现金管理、并购贷款等产品，这些多元化产品体现了北京银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除产品服务多元化外，金融服务也应该向专业化转变。从2009年开始，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服务专营机构，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金融服务要走专业化道路。比如硅谷银行主要服务对象是葡萄酒和高科技领域，它虽然不是规模很大、服务很全的银行，但做得却很专业、很成功。北京银行在中小企业服务和团队建设上也正在进行专业化转变，如成立120个、400余人的中小企业专业服务团队，成立了两家科技特色支行和一家文化创意服务中心。专业服务团队涵盖了专业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效率与应变能力，这些价值将随着专业团队金融服务一并转移到中小企业客户手中，成为客户价值创造的源泉。 金融服务需要特别注重客户关系管理，实施精细化管理策略。北京银行正在进行中小企业客户分级管理，对其中最核心的客户给予更加全面到位的服务，让他们满意并留住他们。同时也要吸引其他客户使用北京银行的更多产品，有更大的综合贡献度。 另外，金融服务还需要聚焦目标客户，将银行经营活动聚焦到某些特定的客户群体或者某一地域性市场。国家现在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和文化创意，而北京银行在文化创意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坚实的步伐。截至2010年2月末，北京银行累计审批通过文化创意企业贷款730笔、106亿元。现在我们跟北京市市委宣传部、文促中心、文化局以及文化创意资深企业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合作，在这个大领域中形成了非常好的市场和互动。同时，我们还注重文化创意纵深发展，如组织200余名客户经理参加历时36课时的文化创意课程培训。像中影集团、光线传媒、华谊兄弟，北京演艺集团，万达院线等文化创意企业以及《孔子》、《叶问》、《画皮》等知名影视作品也都是北京银行支持的。此外，在科技金融领域，北京银行与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一直保持着良好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也针对科技企业推出了一个包含14种产品的产品包。应该说在科技企业领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并有着良好的口碑，尤其是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方面反响较好。 北京银行在文化创意、科技还有绿色信贷(与IFC合作的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贷款)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是北京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市场定位和服务专业化的具体体现。未来，北京银行将与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壮大，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优质和专业的金融服务。
李树林：监管新政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监管新政”的提法很有意义，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出台了罗斯福新政。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冲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出台了各自的监管新政。 监管政策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从国际经济来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正在不断强化，但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虽然当前处理通货膨胀预期和防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矛盾不是很突出，但二季度末会开始增强，这对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确的情况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就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体系稳定经济才能够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旨在提高银行业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的监管改革征求意见稿,而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其重点一是强化先前被忽视的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二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包括监管金融消费产品以及对冲基金、养老基金等各类基金、限制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业务等。总的来说，如果形容2009年的救市是在给全球经济这样一个病人治病的话，那么2010年监管政策的调整就是在给病人做进一步的调理，而调理的好坏与否决定了病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彻底康复，也就是全球经济在几年内可以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 而从中国经济来看，随着经济复苏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愈加突出。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定为8%，这个速度相对市场预测是比较低的，之所以定的不高就是为了2010年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改善经济结构。围绕2010年中国经济“调结构、促消费”两大主题，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以“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政策，要求银行保持合理的贷款速度和贷款质量，拟将实施更严格的准备计提要求(150%)和最高贷存比率(LTD)，(75％)等。其目的在于，在继续鼓励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导银行业调整自身业务结构以适应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同时防范潜在风险。 2010年监管新政的“新”到底体现在哪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监管政策将更加灵活、更有针对性、更加细化。二是监管新政不仅有约束和控制，更有鼓励和支持。过去我们一听监管想到的都是负面的、都是抑制某项银行业务发展的，但2010年的监管除了约束、控制以外，将有更多的鼓励和支持。比如2010年银监会批准三家银行首批设立消费公司，就是鼓励银行扩大消费信贷。 至于监管新政对银行的影响，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第一，从风险管理的视角看，监管将通过严控信贷流向，完善长效机制，引导银行业逐步回归常态化经营和风险管理。2009年以来，巨额的信贷投放，产能过剩矛盾凸显、政府融资平台管理不规范等都使银行风险管理的压力不断增大。当前，银行业面临的两大潜在风险，一是政府融资平台风险，二是房地产市场风险。这些风险正在不断积聚，但短期内还不会爆发，爆发的时间也难以准确预测，银行风险管理的难点就在于明知道风险在不断积聚，却很难预测它爆发的时间。 为什么说风险很大但短期内不会爆发呢？就房地产市场而言，实际上房地产市场是2010年政府调控的主要对象，但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很难获得预期效果。2010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仍将震荡上行，可能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技术性调整，但整个市场大幅度回调的可能性不存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主要从土地、住房政策和金融三个途径。从土地层面来看，因为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土地财政”，如果控制土地，势必会导致政府平台贷款风险爆发，所以在土地控制上，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都收效不大。从住房政策来看，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要求地方建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性住房，但在很多地方都无法有效落实。同时，住房政策涉及到土地，如果拿更多的土地供应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性住房，商品房土地供给下降会导致商品房供不应求，从而促使商品房价格进一步上涨。从金融层面来看，资本市场比房地产市场对信贷政策的变化反应要更加强烈。而且一旦信贷政策收紧，资本市场财富效益丧失，会导致更多的钱回流到房地产市场。因此，无论从土地，国家住房政策，还是金融层面都很难把房地产市场调到合理的水平，房地产“泡沫”还会进一步变大。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到房地产风险不断积聚，却很难判断哪一天彻底爆发。因此，当前国内银行需要在风险管理方面强化以下能力：一是提高风险的预警能力，二是提高风险的量化管理能力，三是提高危机的处理能力。 第二，从结构调整的视角看，通过动态的资本管理引导银行转变发展模式。2009年以来，信贷规模的超高速增长引发人们的担忧。一方面，超高速增长不仅不可持续，也会给国内银行体系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一方面，无论中小银行还是大银行都深切感受到经营决策要受到资本不足矛盾的挑战。因此，监管新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国内银行通过合理的资本配置使业务健康协调发展，通过发展零售业务，优化业务结构；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客户，优化客户结构；通过发展中间业务，调整收入结构；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例、提高主动负债优化资产负债管理。 第三，从业务转型的视角看，就是引导银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实现银行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银行是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的行业，需要根据整个经济发展的方向来调整发展思路。当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占据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关键，监管部门也要求银行在低碳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当前居民的消费观念、投资观念也日趋成熟，银行新型零售业务也在不断发展，信用卡业务、网上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日趋活跃。这些都给国内银行业实现业务转型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宗 良：调结构、防风险基调下的平稳增长
近年来，我国主要银行通过股改、上市实现了公司治理、风险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经营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锻炼，在全球中的地位得以凸显。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水平，近期银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办法，这些办法对规范银行业经营、防范风险有重大意义，将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在经历了2009年的高速发展后，2010年我国银行业面临着调结构、防风险的压力与挑战，具体有以下特点： 第一，货币信贷规模适度增长，全年信贷投放节奏平稳。为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并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货币信贷将保持适度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7%左右，人民币新增信贷规模7.5万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约18.8%。2010年确定的货币信贷目标与过去年份相比较属于适中水平。近年来，我国信贷增长速度均较快，2005年至2009年我国人民币新增贷款同比增长分别为12.98%、15.07%、16.10%、18.76%和31.74%。2010年人民币新增信贷规模7.5万亿元，与2009年相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增速与前几年相比还是比较快的。如撇开2009年我国信贷快速增长的特殊情况，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全年的投放节奏比较平稳，季度信贷投放大体会按照3∶3∶2∶2的比例。但从执行的情况看，第一季度可能会大一些，一二月份已投放2.1万亿元，三月份的信贷投放在5000亿元左右。 第二，信贷投放将向工业倾斜，并将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人们，银行业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结合起来，脱离实体经济的银行业发展模式将面临重大风险。我国银行业十分重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2009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行业获得了较多的信贷支持。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累计新增7.1万亿元，同比增长43.5%,其中基础设施主要行业本外币中长期贷款新增2.5万亿元，同比增长43.0%，占整个中长期贷款约35.2%；房地产开发贷款新增5764亿元，同比增长30.7%；个人消费性住房贷款新增1.4万亿元，同比增长47.9%，房地产贷款合计占整个中长期贷款约28.2%。而工业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仅约1万亿元，同比增长26.0%，低于整个中长期贷款平均增速17.5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业的潜在风险逐步受到监管机构等部门的广泛关注。2010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方面的投入将会有所减少，信贷投放将向工业适度倾斜。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将接近危机前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效益较快回升将带动信贷需求的增加。尽管2010年新增贷款目前仅有7.5万亿元，但这足以支持固定资产投资20%以上的增长。从结构上看，中长期贷款投放的比例有可能继续提高。伴随着国家相关区域规划的逐步实施，2010年中西部的投放将适当增加。在资金紧张的背景下，大型企业仍是各银行追逐的目标，但随着相关中小企业贷款条件的改善，中小企业客户的融资问题有望得到改善。二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信贷政策强力支持。2010年我国既面临抑制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和重复建设等任务，也需要培育战略性新兴行业。在我国银行信贷融资占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比重超过80%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信贷政策的强力支持。 第三，资本充足率压力增大，将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2009年的信贷高速增长导致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普遍下降，这是事实，但并非唯一因素，与次级债以及商业银行推进综合化、国际化、集团化的步伐加快等也有密切关系。预计2010年银行业补充资本金的融资需求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除内部利润留存外，也将通过外部渠道进行补充资本金。外部渠道主要通过大陆和香港两个市场，两地各占一半。从方式上看，可以采取次级债、可转债、配股以及H股非公开与公开增发等多种方式进行。总体上，银行业补充资本金的大规模融资会给市场带来一定压力，但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同时，我们应客观看待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巴林银行、英国北岩银行以及雷曼兄弟倒闭前的资本充足率都很高，说明高资本充足率并不必然是保护银行安全的唯一屏障。资本充足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高也会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商业银行的目标是实现风险与效益的有机统一。 第四，量降价升，银行业将保持一个较高的盈利水平。2010年我国银行业可望保持一个量降价升、速度较快的增长，预计有15%～20%的利润增长率。具体表现为：一是2009年高速增长的中长期贷款会在效益中得到反映，2010年的贷款增速仍然较快。二是2010年贷款利率将提高。贷款利率提高近期已有表现，如企业贷款利率已经有所上升，个贷优惠政策的相应取消也会提升利差水平。最后2010年中间业务还会保持相对温和增长。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占比不能简单地与西方银行业相比较，其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范围不同，存在许多它们能做而我们不能做的业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有些金融衍生产品是不能做的。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我国银行中间业务仍会保持一个适度较快的增长速度。不过，一旦今年央行开始加息，有可能采取非对称的利率调整方式，即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不同幅度提高，从而可能降低银行利差水平。总体来看，今年银行业的利润水平不会过快增长，更可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第五，银行业风险存在一定的隐忧，但总体风险基本可控。截至2010年1月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61.3%，比2009年末上升6.3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830亿元，比年初减少143亿元；不良贷款率1.48%，比年初下降0.10个百分点。2010年银行业将在保增长、调结构的同时，始终将防范、化解信贷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行业等方面将面临一定风险，但不会明显暴露，我国银行业的总体风险与我国经济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背景下，银行业也将平稳增长。当然也应注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会通过房价以及政府土地相关收入形成一个链条，从而引起房地产调控目标和手段的脱节，形成相关的风险。 总之,在2010年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加强监管是绝对必要的，对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银行业未来的长期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监管，要依赖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不断健全的内控体系。同时监管部门也要正确处理监管的界限和尺度,处理好“管好”和“管死”的问题，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