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构筑安全的支付环境,是摆在无现金支付面前一个绕不开的门槛。
如果发生资金安全问题,从法律责任分配原则考虑,支付平台属于强势一方,理应承担更多责任,以免其降低安全设置进行恶性竞争。
出门不带钱包,买东西不用现金,掏出手机,扫一扫支付……对于不少市民而言,已然是生活常态。
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近段掀起的“无现金周”“无现金日”等补贴大战,更是助推无现金支付比例呈上升趋势。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法学会电子商务服务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朱巍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离“无现金社会”已经不远,而为守住“无现金社会”的安全底线,相关立法研究也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课题。
我国或成全球首个“无现金社会”
刘晓娜在北京市朝阳区开了一间不大的饮品店,支付柜台上放了两张二维码牌子,顾客可以选择支付宝或微信两种不同的付款方式。
刘晓娜一边打理店铺一边与记者闲聊,说起以前每天除了准备食材、招待顾客之外,她还有一个必做项目,就是换零钱。“如果没有充足零钱将客人的整钞换开,这单生意就可能黄了。”
“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要进行店面盘点,把当天电脑录入的购买金额和实际付款金额对应起来。白天忙了一天,脑子都是木的,经常算错,每次都要对好几次账才能算清楚。”刘晓娜说,光这些时间就要耗去一个多小时。
算完账,刘晓娜还要把这些纸币抚平、码齐,有的很破旧,还要积攒下来抽空去银行换新。更让刘晓娜头疼的是,有时还会收到假币。“客人一多,难免粗心大意,收到假币只能自认倒霉,这样的事情要多了,我这店不赚钱不说,恐怕还得倒贴。”
如今这样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顾客付钱基本都用手机扫码付款,刘晓娜的手机发出“滴”的一声提示音,就代表顾客完成了付款,她只要对一下手机记录,就一目了然,也不用找零、晚上盘点了。“今年生意还不错,多亏了无现金支付给我节省了大量时间精力,我可以将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打理店铺上。”
“现在我出门经常不带钱包,因为不管大到几千块钱的电器,还是小到几块钱的零食,一个手机就搞定啦!”一位排队买东西的女顾客告诉记者。
记者又随机走访了北京10余个规模类型不同的商铺,可以无现金支付的商铺占了绝大多数。无现金支付的推广,给商家带来了不少好处,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现金使用越来越少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去年12月,我国在线下实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结算的比例已达50.3%,即使在四五线城市,这一比例也分别达到43.5%和38%。
有报道称,2016年我国移动支付规模约38万亿元人民币,是美国的50倍,在全球遥遥领先,并预测10年后我国或形成全球第一个“无现金社会”。
我国已处于无现金支付第二阶段
在朱巍看来,无现金支付就像是支付领域的革命,是一种全新的支付方式。我们可以将无现金支付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使用银行信用卡消费,第二个阶段是移动支付,可以手机扫码付款；第三个阶段是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支付等,也就是不需要手机之类的移动设备,只要识别人体特征就能够在任何商场、银行取钱或消费。
“我国正处于无现金支付的第二个阶段,在信用卡支付没有完全普及的状况下,反而一跃进入了移动支付时代,超过了不少欧美国家的普及速度,这有点类似弯道超车的感觉。”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山东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董彦岭打了一个比方。
有业内人士指出,我国能够以移动支付为突破口,在全球率先找到实用的支付解决方案并迅速普及,也给他国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模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对于无现金支付带来的好处,董彦岭指出,无现金支付节省了纸币的印刷、发行、清点成本,压缩了假币的流通空间,并有效减少了抢劫及偷盗犯罪。
“增加在商业消费、交通出行、公共服务这三大层面的移动支付比例,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让时时消费成为现实,降低了社会货币交易成本,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便捷。”朱巍指出。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补充说,由于移动支付可以查询交易痕迹,解决了很多经济纠纷,对行贿受贿等有关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也起到了遏制作用。
与此同时,对于无现金支付发展的困境,专家也进行了分析。
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移动支付对网络高度依赖,而我国移动支付发展速度太快,各地区各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和推进“无现金社会”建设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差异较大,造成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发展不平衡。
在朱巍看来,无现金支付需要一套十分完善的移动支付系统,这是替代纸币虚拟化的基本前提,包括支付工具、对接设备、网络系统、安全保障、金融机构等众多环节,这些对技术要求较高。
董彦岭指出,不同年龄层的人对无现金支付的接受程度也不同,大部分中老年人出门买东西不带钱感觉不踏实,并且也掌握不了复杂的技术,推广自然存在难度。
“最让大家关心的莫过于安全性问题,能否构筑安全的支付环境,是摆在无现金支付面前一个绕不开的门槛。”许浩指出,这是我国无现金支付能否继续向前迈进的决定因素。
立法规范三大环节守住安全防线
“我手机被偷了,里面还有好多钱呢。”一大早,北京市民张雅玲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仔细一问才知道,早上老人在遛弯的时候手机被偷了,支付宝和微信等APP应用内有2500元钱,还绑定了两张储蓄卡和一张信用卡,卡里存着他的退休金。这可把老人急坏了,生怕被不法分子盗用。
张雅玲立即打电话给银行,将3张卡冻结,将APP内的钱转移到别的账号,同时打电话给移动公司,预约换卡事宜。一通忙活之后,资金终于保住了,但张雅玲的父亲却仍然心有余悸:如果晚几个小时发现,小偷破译了手机密码,用小额免密支付功能将钱盗走,岂不是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
其实,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尤其是无现金支付被引入公共服务之后,如何解决带毒二维码、平台监管漏洞、盗刷金额追回等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应注意到,手机本身具有一定的不安全性,因为掌握了使用者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暴露越多,对个人财产的威胁就越大,将移动支付与手机绑定,必然要考虑这种风险因素。”许浩分析指出。
“其中涉及三个问题,即怎样做好前期预防、谁来承担相应责任、如何补偿消费者损失。”徐浩强调,应当将这三个问题理清,并在立法上加以规范,因为如果这三个重要环节不落实,安全性只能是浮云。
小额支付注重效率,大额支付注重安全,掌握这个基本原则后,徐浩建议,通过立法明确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责任义务,支付平台提供服务的时候,对安全问题的掌控比客户更透彻,因此在移动支付产品研发时,就要考虑防范并及时阻断不法交易,比如,设置提示性功能,在支付功能异常时切断当下交易,利用大数据验明正身,非本人操作不予执行等,将消费者的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董彦岭认为,如果发生资金安全问题,从法律责任分配原则考虑,支付平台属于强势一方,理应承担更多责任,以免其降低安全设置进行恶性竞争,倒逼它们重视安全问题,自觉减少问题漏洞,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
“可以在其使用移动支付之初,推广资金被盗保险赔付业务,用低成本化解高风险,让保险业务成为兜底选择,不失为一个解决之道。”徐浩建议。
董彦岭说,还可以采用一些个人防范手段,手机被偷谁也不想发生,但是可以在被偷之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争取一定的时间保护个人财产,比如手机加密、设置复杂的账户密码、及时到银行备案等,尽到个人注意义务,减少财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