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正在火热蔓延，从业者预估，全国借款人数，已高达8000万。
这其中，除了老赖和骗贷人群之外，还有一部分“有还钱意愿，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在利滚利之下，他们陷入债务黑洞，难以逃脱。
这样的“债奴”，保守估计全国已形成几十万。
是放任他们深陷其中，还是出手相救？行业产生极为对立观点。
救还是不救？除了掂量社会责任，背后也有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切割……
01：几十万债奴
大学生徐佳妮，最近的情绪开始失控。
她一会儿想“一死了之”；一会儿又扬言要去法院起诉；一会儿又要卖器官还债；一会儿又愤怒异常，怪所有人，酿成自己的悲剧。
一年之前，她为了买部Iphone借款1万，却没料到，一年之后，利滚利变成15万。
大二时，校园QQ群里突然有位学长主动加她，说可以帮她“很低的利息拿到钱”。
那时周围同学，正在为iPhone6疯狂。她动了心，填了学长给的一份单子后，顺利从一家校园贷平台上，借下15000块。
扣除学长抽成的10%和平台20%的“保证金”，到手10500块。
“每个月父母给我1200块生活费，我出去兼职也能挣800块”，徐佳妮以为自己省吃俭用，一个月偿还1500元的借款，应该压力不大。
谁知到第三个月，她就力不从心。
她知道逾期后，催收会开始往她所有的亲朋好友那里，群发短信催债，行话叫做“轰炸通讯录”。
“我不想让同学知道，我家里穷得连部手机都要借钱买，”这个刚满20岁的少女，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再次寻找中介借款，就此跌入“借新还旧”的流沙黑洞中。
2016年现金贷异常火热，一些极端事件之后，监管的闸门落下，部分校园分期平台退出市场——大鱼退场，反而给了小鱼作乱的机会。
徐佳妮前后在20多个平台上借款，中介在10%的高额抽成下，上下其手，帮她伪造资料，扮作上班族办理银行信用卡等花式手段，一步步，将其拖进深渊。
今年3月，再也没新平台可借——她的“借新还旧”危险游戏，终于走到濒临悬崖的一步。
500%年息，30%周息，20%平台手续费，10%中介费，当初的1万多，就如此滚成了15万。
一切开始崩塌。
二十多个平台的催收人员，将不堪入目的短信，群发给她通讯录中的亲朋好友。
徐佳妮的人生，就此跌入荒芜。
农村的父母，无力相帮；同学朋友，避之不及。
“是不是我死了债就清了？”
“求求你帮帮我，我要卖器官还债。”
“我对不起父母…我简直是畜生！”
她的情绪开始失控，她想不到这个债务黑洞，还有任何挣脱的可能性……
其实，徐佳妮远不止一个。
“我的身边，也有几十个负债10万以上的同学，”徐佳妮说，他们大多出于虚荣攀比心理，或为换部手机，或为买件漂亮衣服，就此背负巨额债务。
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孩，陷入这样的境地，背后有贪欲和虚荣的作祟，但中介、借款平台、催收等，在其中依然扮演着“黑暗推手”的角色，一步步将她送入地狱。
西安小伙王平也同样在今年3月，陷入债务死循环中。
王平的欠款信息，连带身份证号码、住址群发给他手机通讯录的所有亲朋好友。
催收电话三番五次打给他新的工作地址，老板一接到电话，就让他走人。
他再找新的工作，再被开除，再找。
他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毫无希望的死局中，被整个世界抛弃——他把朋友圈内容清空，把头像换成死样的灰白。
在借款人之中，除了“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的老赖，除了“人间蒸发”的骗贷者，剩下的，就是这部分“有还款意愿，却没有还款能力”的人。
他们大多是零征信人群，是传统银行体系不愿意服务的“次贷人群”；他们接受提前消费的理念，有强烈的多的金融需求。
最关键的是，他们大多还想还清贷款，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网络借贷用户规模达3970.1万人。但这两年，消费金融火热蔓延，“消费金融和现金贷大概有8000万用户”，催单侠 CEO李晓炜预估。
这其中有多少“债奴”？李晓炜预估有10万人。
但一些业内人士也提出不同的答案：按照行业逾期率10%来估算，大概有800万人出现逾期，其中大概十分之一，是这样的“债奴”，人数至少有80万。
对于这些人，到底是救还是不救？
02：救或不救？
行业里针对“债奴”群体，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观点。
“警钟早就敲响，那么多起校园贷跳楼事件发生过，借款学生为什么不长记性呢？”催单侠 CEO李晓炜认为，“不该救，远不到出手的时候。”
“这些借款人，很大一部分人受到了贪欲和虚荣的驱使，对于利率，他们并非毫无所知，”李晓炜认为，债奴们没有在第一次债务承担不起时就及时刹车，继而“借新还旧”，本身就存在侥幸心理——我不还，平台又怎么找到我？又能把我怎么样？
当催收全面爆发，他们才知道，他们不还钱，是需要承担后果的。
借款时对风险和责任充耳不闻，债务发生时，却指望社会出手相救，减免债务，这似乎是弱者的强盗逻辑。
“此时出手，定会助长他们赖帐逾期的士气，对于借款平台而言一定是致命打击。”
多名借贷平台从业者，也站在李晓炜这一方。
对于借款平台来说，他们一旦打开“救助”的口子，意味着绝大部分正常借款人，也会拿“没有还款能力”作为借口，拒绝还款。
“如果人人都按时还款，借款平台靠什么赚钱？逾期、滞纳金才是利润源头。” 也有从业者表示，利润结构，也让平台怯于出手。
当一些极端事件发生时，借款平台方往往选择公关途径，息事宁人。
但，另外一些从业者对这个群体的大量爆发，心存忌惮。
“现在不救，等着悲剧大面积发生，负面效应引发监管一刀切，岂不是毁掉整个行业？”某消费金融平台的负责人林源峰称。
在林源峰眼中，在这条产业链的形成，并非完全是借款人的“贪欲”，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推波助澜。
“因此，当危机爆发时，平台和社会，都有责任收拾残局，”林源峰称，这些人群的放任，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03：挣扎求生
债奴们正在试图自救，用自己的一套方式。
徐佳妮正在剑走偏锋，以暴制暴。
她网上购买了“呼死你”软件，反过来输入催收号码，“让他的手机号码直接报废”。
在一个“反催收”的群里，领头的负责人小欣，却一直在反对“以暴制暴”——这会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不能本质上解决问题”。
小欣提出，自救的第一步，是不再借新还旧，停止债务堆积。
第二步，就是和平台谈判。
小欣会收集一些平台过激的“暴力催收”证据，和平台谈判，“态度诚恳地表示，钱我会还，但希望减免高额的滞纳金，并停止暴力催收”。
小欣发现，当大家心平气和坐下来后，是有谈判空间的，“有些平台，甚至同意他先还其他平台，半年之后再还他们的。”
除了自救，向外界寻求帮助，也是他们多次尝试的方式。
但小欣发现，通过法律解决很难走通。律师对于这类借款人，并不乐意接触。
某律师透露，他们要接这样的官司，一般要预先收取数千元代理费，同时还会从“能够减免的逾期费”中，提走一半当做佣金。
“大家就是还不上钱了，才找律师，要支付代理费，还要支付减免费用的一半，这不白请律师了吗？”小欣也曾咨询过律师，发现他们一般都不接，“除非十个借款人一起起诉”。
这意味着，起诉成本太高，时间周期太长，一般的借款人根本无力承担。
另外，平台都是久经沙场者，对于法律漏洞，早就摸得门清。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尽管国家将年化率高于36%定为“高利贷”，高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很多平台将利息变换名目，换成服务费、管理费、保证金等。
“这些费用，都不能算作年化率，” 北京市维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佩璇称。
也就是说，法律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此路不通”。
法律失效后，借款人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监管出手”上。
在韩国的信用卡危机的事件中，政府就曾扮演一个“施救者”的角色。
1999 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百废待兴时，韩国政府为了激活经济，鼓励银行尽可能多发信用卡。
一时间，首尔街头充斥着信用卡发行商，对大学生、失业者等等都来者不拒。
4年之后，这场虚假繁荣的泡沫，“砰”地戳破。
最开始，是负面新闻的全面爆发，许多家庭因积蓄耗尽而破裂，犯罪和卖淫现象剧增。
极端案例也开始出现——一名34 岁的韩国主妇因不堪债主催讨，从高层公寓中将3 个孩子推下去，自己再纵身跃出。
一时间，400万信用卡用户集中“破产”，韩国沦为“破产社会”。
为防止社会动荡，韩国政府别无选择，只得介入，出面成立了“信用恢复委员会”。
这个组织每天接纳数万人申请，负债人一旦通过面试，就可获得部分滞纳金减免。此后，借款人只需定期向组织还款，不用面对多家金融机构的催收。
在美国，有类似 “逾期者互助组织”的第三方机构，帮助用户走出债务黑洞。
互助组织会帮客户计算，每个月除去正常花销之后的还款能力，再去主动和借款机构谈判，每家每月少收点利息，甚至扣除利息。
这些机构，都曾帮助国家，从集体爆发的债务危机中生还。
在中国，这样的苗头，才刚刚呈现。
一些革新的催收机构，会扮演“平衡器”角色，帮助欠款人和平台谈判，减免一些费用。
一些公益组织机构也开始出来发声，只是目前声音还过于微弱。
至于监管和法律，还在原地踏步。
“这个群体还没有自我觉醒，缺乏基本的金融教育和常识，有太多人性的劣根性作祟，”小欣称，这个人群还需开化。
“行业草莽发展一段时间后，必然会有人站出来，乱中建序，拯救行业，” 林源峰称，这可能是行业自律，也可能是政府监管。
救与不救？这不是一个无解难题，只是需要，找到人性和利益的平衡点。
